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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张文庭和申恩荣

时间:2018-11-08 发布者:湖南师范大学

追忆恩师张文庭和申恩荣

  张跃军

    1987年,我从安徽大学外语系本科应届毕业,决定报考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我来自皖西北的一个农民家庭,考研的直接而实在的动机,说不上多么宏大,甚至还有点投机的成分,例如希望通过读研避免分配回老家、可能成为中学教师的结局。那时大学生很少,被称为天之骄子,高校还包分配,不像今天这样对学生考研有各种指导,我报考时两眼一抹黑,不知该如何迎考。当时少不更事,反倒初生牛犊不怕虎,鲁莽地给招生简章上列出的导师张文庭教授写了封信,表达自己想投师深造的愿望,同时希望得到复习应考方面的指导。我并没有奢望能收到回信,心想人家大教授日理万机,哪能顾及千里之外的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学生。没想到不久便收到张老师的亲笔回复,信中鼓励我对自己要有信心,因为考试主要是考查平时的积累,所以只要轻装上阵,发挥出正常水平就行了。老师的这番热情鼓励使我信心大增,而且信中那刚劲有力、颇为大气的字也感染了我,我于是加紧复习,最终如愿以偿。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人数都很少,湖南师范大学实行的是年级负责制,由主导师指导本年级的学生。张文庭教授担任我们年级的导师,她学问好,资历老,在原国立师范学院(即《围城》里三闾大学的原型)读书期间受业于钱钟书先生,还被钱先生戏称为“blue stocking”(指一心向学、不问世事的才女)。张老师的先生申恩荣教授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授课教师之一。后来我陆续接触一些资料,对两位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其为人为学更加钦佩。申老师抗战期间曾从事民运工作,并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发动群众一起抗日。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在空军任翻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时,积极参与组建留学生进步组织,宣扬进步思想。他曾任教于广西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优秀教育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英国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莎士比亚注释本《奥赛罗》《暴风雨》《无事生非》。张老师为著名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湖南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是修辞学、莎士比亚研究和狄更斯研究专家。她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甄陶、周定之合译《孟子》,参与翻译审校《韦氏大词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莎士比亚注释丛书之《亨利四世》《威尼斯商人》。她是湖南师范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培养的学生中有些已是外语界知名学者;她曾获“湖南省教学优秀成果奖”、校“先进工作者”等。当时研究生教材有限,两位老师自编了多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张老师为我们授课的“英语散文选读”即采用她自编的教材。我数次搬家淘汰了很多图书资料,但至今还保留几种读研时的这些宝贵资料。两位老师忠诚于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兢兢业业,退休后还参与组建民办的长沙文理学院,帮助高中毕业、求学无门的学子深造;且不顾年迈体衰,亲自登台授课,为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申恩荣教授作为湖南师范大学民盟主委,主持文理学院工作达十年之久。在他们和同事们的经营下,文理学院名震三湘,曾获“湖南省社会力量办学优秀学校”、“先进助学单位”等荣誉称号。两位先生去世后,他们的子女和学生还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张文庭—申恩荣励学基金”,惠泽莘莘学子。


       两位恩师待人真诚,风度儒雅,让人如沐春风,我至今还非常怀念去他们家聊天问学的情景。第一次去老师府上时,还未在系里正式见过他们,人和名字还对不上号。敲门之后是一位中年男士开的门,并热情地把我引到书房。我以张老师相称,他说张老师在隔壁,现在出去了,让我稍候。我想大概是自己搞错了,应该敲对面那家的门才是。不久,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女士开门进屋,并道歉称回来迟了。我明白这才是张老师,而那位男士则是张老师的先生申恩荣教授。张老师作为我们年级的挂名导师,与我们接触较多,她开了两门课,一门是“英语散文”,用的是自编教材,入选者皆英美散文名家;另一门课是名著精读,用的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申老师为我们开“莎士比亚”。他们上课的共同之处是分外认真。《名利场》是二年级的秋季学期开课,我们之前的暑假要预习,我还依稀记得在邻居新建的房中挥汗如雨地阅读该书的情形。讲课时,张老师要我们按照分工,首先介绍对某一章的理解,然后再由她精讲。当时,国内外国文学界并不像今天这样迷恋批评理论,张老师着重于对字词、篇章结构、语法修辞的分析,和对作品人物的鉴赏。她一丝不苟的态度、开阔的视野、深厚的学养,让我们受益匪浅。每讲完一章,她都要我们写读后感,并且仔细评阅。申老师讲授莎士比亚,面面俱到,还不辞辛苦搜集不少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资料,每次课都写满几黑板。他授课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我们班就有同学因该门课程不及格而要补考。

      申老师是河南人,说话带有乡音,让来自豫皖交界处的我感到很亲切。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偶尔也会猝不及防地幽上一默。我们班有两位男生,如其中一位迟到或缺课,上课前他总是郑重其事地来一句“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an,还在读“gentleman”时加重语气,让人忍俊不禁。张老师视力不佳,申老师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他上课时总是提着竹编的菜篮子,下课后从菜市场买菜回家,这也让我们印象颇深。



       张老师高度近视,眼镜的镜片厚如瓶底。我们问她度数,她笑而不答,过一会才说怕把我们吓着了。多少年里,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们总能在校园里见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位满头白发的女士肩上挎着装书的布包,沿着固定的线路,小心翼翼地往来于家与教学楼之间。她说这样也好,可以心无旁鹜,一门心思看书做学问。但视力不佳的确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她对我们说,已经好几年没有“过河”了,即没有走出岳麓山下的校园,到湘江对岸的市内了。我们班的女生后来陪她“过河”逛了一回,让她颇为兴奋。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对她说,“张老师,您家楼下的花好漂亮”,她回答道:“是吗?难怪我总能闻到花香。原来花就在我楼下呀。”她声音清脆,不显苍老,加上毫无成府,说话的样子非常可爱。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我毕业之后。1992年,我已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任教,为庆祝外语系成立二十周年,系里争取到了《长沙铁道学院学报》出版一期增刊的机会,专门刊发外语研究论文,我也尝试写了一篇。文章都要请校外专家审稿,我的文章被匿名送到张老师手中,她从书写上看出是我的文章(电脑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便要我的一位留校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同学打电话通知我过去修改。我中午接的电话,不巧的是当天下午和次日头两节都有课,只好在下午课后匆忙赶到老师家,她已经把修改意见详细地列出,让我就在她家加个晚班。我按照老师的意见修改,结束后已是午夜时分了。这期间,她自己备课搞科研,还抽空专门为我准备了夜宵。待我修改完后,她又通读全文,并指导我对文章润色加工。第二天一大早,她准备好了早点,才叫我起床、吃早餐,回学校上课。我后来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在恩师指导下完成第一篇论文的经历时刻存留于我的记忆深处,提醒和鞭策着我。如果说我多年来在学术上还有点滴的成绩,老师的示范作用功莫大焉!

      因为工作繁忙,加上自己的懒惰,后来很少回母校看老师,但对老师的情况一直非常关切。得知两位老师退休后参与创办了长沙文理学院,为青年学子的成长发挥余热,我为他们感到高兴。记得有次通电话,得知铁道学院也开办英语专业自考辅导班,我还在班上任课,两位老师便和我开玩笑说我们过去是师生关系,而在自学考试的战线上,则成了同事。老师家离文理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长沙的冬夏极端冷热,两位老人不顾古稀高龄,数年如一日冒着严寒酷暑步行去上课,真是令人感动!我辗转听说过不少关于两位老师一心投入文理学院的教学与管理的感人故事,如冒着大雨、全身湿透还要坚持上课。看到他们心情舒畅地忙活,作为学生不免为他们担心,生怕他们累垮了身体。但不幸还是不期而至,在张老师的追悼会上,听到文理学院的孩子们痛彻心扉地呼喊“张奶奶”的深情心声,我也禁不住潸然落泪。

       张老师走后,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反省自己的疏懒,断续看过几次申老师。最后一次是在医院,当时申老师情况不好,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沉重。但不幸的是,很快就到了与申老师永别的时候。我拟了一副挽联,缅怀先师:“负籍西洋精研莎翁学贯中西赍伟志,授业南国遍洒桃李誉满湘楚育英才”。追悼会现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对先师无尽地缅怀,纪念其非同凡响的道德文章。时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教学家张楚廷先生在张文庭教授追悼会上的评价,很好地诠释了两位先师的为人为学:“为人率真,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潜心学问,淡泊名利;诚恳敬业,忠心爱国;谦虚平易,襟怀广阔。她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堪称典范。”

(作者系我校英语系1987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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