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国师 难忘的岁月
——南岳学习生活琐忆
陈治平
七律 忆国师
倭寇侵华甫一年，国师创业在蓝田。
再迁溆浦旋南岳，十度春秋一瞬间。
血染黄沙无处诉，名垂青史有人怜。
如今科教兴邦日，往事思量亦怅然。
国立师范学院创办于一九三八年，首先在安化蓝田，后来迁到溆浦，最后迁到南岳。一九五0年并入湖大。十二年历史虽短，但在当时颇负盛名。
我是一九四七年考入国师的，赶上了国师的“末班车”。我进国师的目的是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好好念几年书，充实一下自己。又因国师是公费，读书不花钱，对我这样一个年长失学的青年更是难得的机会。其实，我进国师时，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打响了，南岳也不是世外桃源,我的愿望很难实现。在国师两年多的时间里，也没有学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对国师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国师虽然历史很短，规模也很小，全院不过四百人，但它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看，不一定先进，有些还很陈旧，不一定可取。现在回忆起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 ﹑国师具有严谨的学风、严格的制度
（一）国师的教师队伍很整齐，在当时有不少名师荟萃在一起。首先创办人廖世承院长是教育家。在他的带领下，南京﹑上海一些名教授都带来了。如孟宪承﹑高觉敷﹑钱基博﹑钱钟书﹑李达（数学家）﹑马宗霍﹑骆鸿凯﹑金兆钧等，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名师出高徒，所以很多青年以能进入国师为荣。到一九四七年，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许多大学复员了，许多名师先后离开了湖南，但仍有一些老师继续在那里任教，教育质量还是不错的。
（二）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从院歌里可以体现出来。院歌是廖院长撰的词，其词曰：“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陶甄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忠于为人，勇于克己，披荆斩棘，履险如夷，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爱护幼童，扶植少壮，创立和平始基。诚以待人，义以接物；摩顶放踵，念兹在兹，风行草偃，千载有余思。”这首歌词体现了作者的办学目标，在于“百年树人”，树立一代人师，完全是一位教育家的雄心壮志。我们今天讲科教兴国，树立公民道德，倡导终身教育，还很有参考价值。
（三）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首先，入学考试比较严格。各科入学考试成绩不能为零，否则不予录取。作文必须用文言，凡白话文不给分。平日期中期末考试，不许作弊，违者开除学籍。第二，重视国文﹑英文的学习。入学考试中这两门课成绩不及格者，应先学一年补习国文或英文，再学一年基本国文或英文，有的第三年还要学一年高级国文或英文。第三，体育成绩不及格不予毕业。有的人毕业时因体育成绩不及格留下来，每天打一小时篮球，有体育老师在旁边监督。第四，举行新生入学训练。新生入学第一周集中起来学习，其内容有巩固专业思想，强调“为人师表”的教育，由学校请老师作报告。我听的“道德修养”就是陈奎生先生讲的。第五，毕业典礼上举行“木铎”的仪式。所谓“木铎”就是一种木做的铃铛，大概根据“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来的，用以鼓励毕业生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意思，很有一点宗教色彩。
二﹑国师具有浓郁的学风﹑民主的风气，丰富的文艺生活
（一）浓郁的学习风气。进入国师后，从课堂上﹑课后及假日都可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学习。有的在山上看书，有的在图书室翻阅资料。大家都是孜孜不倦，分秒必争。
（二）经常有学术讲座﹑形势报告。例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打得正酣，我们便请一些思想进步的教授讲形势报告，如吴澄华﹑梁希杰﹑雷敢等先生的报告最受同学们欢迎。学术报告有高明教授讲的“高山流水少知音”；顾学颉教授讲的“侧艳词人温飞卿“等等，听众常常济济一堂，座无虚席。
（三）校园的刊物很多，内容丰富多彩。有的是各社团出的，有的是个人出的。其中不乏新鲜见解，很受同学们重视。很有“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
（四）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每周末有同学组织的文艺团体表演话剧及其他节目。如《日出》、《雷雨》、《北京人》等都上演过。到一九四九年临近解放，扭秧歌也成了一种时尚。
（五）广泛地行使民主权利。每年一届的学生会选举，最为热闹。当时国民党、三青团与进步组织争取群众，使校园内政治空气极为活跃。在生活方面，由同学们自办伙食，按月公布帐目，体现了经济民主。
三、关于学潮及其它
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国统区正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同学们在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与反动党团展开明争暗斗，于是形成了学潮。国师也不例外。
第一，关于迎拒院长的问题。一九四七年二月，创始人廖院长离任回沪，由教务长皮名举代理院长。皮先生当时很年轻，从国外留学回来，很受同学们拥护。但他不愿干行政工作，是一位学者式的人物，因此急于他就。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就派康辛元来接替。康尚未到任，就被同学们拒绝了。后来又请谢扶雅代理，也被同学们挡驾了。最后派了陈东原来，陈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同学们勉强同意了。陈上任之后，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先从物质上满足了大家的需求。例如，当时南岳无电灯，用的是油灯和汽灯。陈就运来了发电机自行发电。此外，上下山交通不便，院长就添了交通车，供师生们上下山之用。这样一来，大家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了一些。我记得当时羊春秋同学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件事，其中有两句诗：“去康留皮诚乏味，新陈代谢滤伤神。”这里“康”、“皮”、“陈”、“谢”就是指的上述四人。这次更换院长的事，闹了近半年，最后达到目的。
第二，“迁京改大”问题。南岳虽是名山，但是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作为隐居，确是一个好地方。当时山下住有不少失意政客，如赵恒惕、何键、王东原等都在山上有别墅。但作为高等学府确有不利之处。战争时期，避免敌机轰炸，还有可取之处。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解放战争胜负未分。同学们纷纷提出要求：我们既是国立师范学院，就不应再在山沟里，而应该在通都大邑。首选之地应该在南京。而且规模应该扩大，因此提出“迁京改大”的要求。这事当时的教育部不同意，湖南省长也不同意，于是罢起课来，影响很大。我记得多年不露面的老军阀赵恒惕，有一天来到了学院，召集我们训话，很有些杀气腾腾的样子。他胡说什么“你们如果不复课，我就不客气了。”这话很使大家反感。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五人墓碑”的来龙去脉。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百万雄狮渡长江后，时局一天天紧张了。这时学院经费也用完了，连伙食也开不出了，曾向南岳大庙里的和尚借了一些谷子勉强维持。后来王代院长带领四个人到广州教育部要钱，听说要了一些光洋回来，回来经过衡阳，恐路上不安全，请求当地驻军派人护送回校，结果在半路上被土匪劫持，钱被抢光，人被杀死，酿成一件血淋淋的惨案。据说所谓土匪就是当地的驻军所为。这五具尸体便葬在国师的校园之侧，立了一块“五人墓碑”。我认为这五位同志是以鲜血和生命为国师献身的。如果为国师写院史时，应该为他们大书一笔。
以上是我对南岳时期的国师的简单回忆。因为五十多年前的事，有些记得不清楚，可能与事实略有出入。希望知情的同志替我补充修正。
（2003年写于华中师大一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