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

孔春辉

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树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可算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界的龙头学校，是一所直属教育部、荟萃了众多宿儒名流的高等学府。国师在抗战初期创建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涟源蓝田），在战争烽火中辗转迁移到湘西溆浦，抗战胜利后又复员到湘中南岳，解放后一度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分出成立湖南师范学院）。国师为湖南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学院在湖南的创建和迁移以及克服重重困难瘁力培养人才的种种举措折射出复杂时局中教育发展的艰辛和教育工作者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高尚情操。

一、办学历程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在中华民国的发展随着政策的转变而几经起落。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公布了《师范教育令》，对高等师范教育可谓相当重视。1922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决定将高等师范学校提高程度，称为师范大学校，由此掀起了“高师改大”的风潮，六所高等师范学校升格的结果却是师范大学仅剩下北京一所，其他五所均改成了普通大学，高等师范教育由此陷入低谷。到三十年代中期，高师停办导致中等学校师资缺乏教育训练、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低下成为一致公认的事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服务于战争的人才严重匮乏，使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观念大为改变。日本军阀在侵略战争中对我国教育文化机关的疯狂破坏，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也给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以很大的刺激。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寻求救亡之道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除发展战时经济、加强军事训练外，在教育方面，自不能不改善中小学教育，更不能不谋师范教育之改进。因此，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急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高等师范教育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重新得到了重视。1938年7月，秉承《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精神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造。规程指出“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教育部立足当时全国师范教育的基础和战争形势，确定添设独立师范学院一所，院址暂设湘桂黔一带，命名为国立师范学院。

（一）始创于蓝田

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聘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委会还包括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以及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潘公展就职湖南省政府委员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袁哲接任筹备委员。从7月27日受聘为筹委会主任，到10月27日正式受聘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再到12月1日国师开学，廖世承带领其他筹备委员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筹备工作千头万绪，但筹委会夜以继日、勉力而为，将各项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

由于教育部有意将国师设立在离湘桂或湘黔铁路不远的市镇上，所以廖世承一方面托人在贵州相择院址，一方面重点考察湖南。九月的一天，长郡中学（当时迁在蓝田）的鲁立刚校长在长沙的一家书店偶遇廖先生，出于对国师落户湖南的殷切期望，竭力向廖师推荐安化蓝田，取“安定文化”和“青出于蓝”之意。廖世承于是到安化蓝田探访，发现蓝田镇地处湖南西部山区，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较少，但通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尚属便利，蓝田又是山区中的小盆地，树木荫蔽，环境优美。但物色两日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正山穷水尽、废然欲返时，忽有人指示李园可以租借。主人李卓然先生甚豪爽，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李园位于距蓝田镇西一里许的光明山，占地约有百亩，“其中房屋二百间，重阿曲房，长廊逶迤”，确实是难得找到的好地方。订立契约后，廖世承以条件优越为由呈报教育部以蓝田作院址，获得批准。10月10日，筹委会接受李园全部房屋，开始修整和油漆，并在光明山上兴建教室和其他教学生活设施。

为办好国师，廖世承联系了上海家乡的好友、光华大学的同事和跟随日久的部下，动员和邀请他们同到湖南办学。学者如钱基博、孟宪承、任孟闲、周澄、汪梧封、高昌运，职员如胡荣魁、诸懋孚、薛炽涛、张忠豫、张伯寅、洪铁琴、李西涛、吴景贤。同时致函各地好友同仁，请求推荐人员襄助。并利用去重庆开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的机会，请来了重庆的罗季林、金兆钧、谢澄平、胡赣生、姚琴友以及衡阳的钟泰。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和一批办事有能力的先生冒着风险不远千里及时到达蓝田，使国师教职员阵容初具，为按时开学上课打下了基础。在马不停蹄的差旅和接洽中，廖先生亲自拟定国立师范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国师开办费预算书等，同时请其他教授和职员拟定各系学程和各处组运作办法。图书设备是学院开办的重要条件，经教育部批准，国师接收了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在桃源的图书仪器设备，经21天水运到蓝田，共计有仪器设备320木箱，铁床260张，铁器130件。另外，学院订购了一批长沙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书籍文具，又租借了南轩图书馆图书数万册。这样，理科的实验和文科的图书参考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初到蓝田，人地两生，而学院的建设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为争取蓝田各机关协助师院运行，筹备委员们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三级多方联络，奔走不息。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学院于12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之后，1939年1月14日，国师又广邀社会各界，补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正如教育部顾树森司长的祝词“蓝田种玉，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众志成城，复兴事业，乐观厥成”，国师承载了国民政府重兴高等师范教育的厚望。

处在抗战期间，国师注定难有一个安宁的办学环境。1938年9月选定蓝田作校址时，蓝田并非世外桃源。当时正值日寇气势汹汹进犯武汉、广州，湖南实际上接近战争前沿。之所以决定在蓝田建校，第一是因为蓝田处在湘西，不是军事要衢，敌寇即便深入内地，蓝田也不是必经之地；第二是因为蓝田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即便在紧急情况下，物资转运和人员疏散较有把握；第三是蓝田是山谷中的小盆地，环境幽静，风景优美，是个办学读书的好地方；第四是因为蓝田物价低廉，又有李园可租，国师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白手起家，可以尽量节省开办费用。在建校过程中，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中旬长沙大火，时局日益紧张。虽然不断有人建议廖世承放弃蓝田，另觅院址，但廖院长以学院“新基未奠，遽而迁移，必至员生星散，开学无期，决计仍在蓝田进行。”

1939年9月，日军发动第一次湘北会战，1941年9月打响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打响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又打响常德会战，这几场战斗异常激烈，虽然四次会战日军都受到了我军的沉重打击，湘中局势终被稳住，但战争打响期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蓝田的局面也不免动荡。每次危急时刻，师生中就会有迁校的动议提出，廖院长一面派人到新化、溆浦等地勘察西行路线以备万一，一面以“寇深围危，不宜自逸；国立学府，人心所系；国币艰难，不可虚靡”的原则调停众意，带领师生在蓝田坚持。因而国师能在抗日战争的拉锯阶段，在蓝田弦诵不辍，且日益发展壮大。

（二）迁移至溆浦

1944年5月27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动用了海陆空36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长衡会战，这是日军对一个地区用兵最多的一次。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最终败退。6月19日长沙失守，7月8日衡阳陷落。在这一大的战役背景下，国师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蓝田校园，西迁溆浦，其过程经过了反复考虑和再三斟酌。

在长衡会战打响的初期，廖院长仍然本着他一贯的精神，力图保持学院的镇静。他深知抗战八年，人心疲惫，学院稍有慌乱，蓝田镇就不好收拾。化民成俗，是学院的职责，在危急关头，尤其应该稳定大局。所以他表示：“非至衡阳不守，邵阳告急，本院绝不迁移。”战争打响近一个月，蓝田的师生藏休习游、一如平常。教育部鉴于形势的险恶，曾在6月6日密电国师，要求学院预为筹谋。廖院长观察局势，认为还可以从容应对，并未向师生宣布。在平江、浏阳、汨罗、益阳相继失守时，蓝田周围各地都危疑震撼、不可终日，学院的毕业考试和学期考试仍然在按原计划进行。邵阳中央日报称国师成了蓝田的安定力量，蓝田力行日报则认为国师迫近前线而独立不移，动心忍性是民族正气的体现。

6月19日长沙失守后，湘潭、湘乡、衡山先后失陷，敌军前部已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师生纷纷请求学院迅速迁移，有主张迁东安的，有主张迁新宁或武冈的，有主张迁溆浦的，但也有主张不迁的，议论蜂起，莫衷一是。学院在这种情况下，于6月20日召集了紧急院务会议，决定从21日起先停课疏散，派朱有瓛、陶绍渊两位老师赴新化商洽疏散地点的同时，成立以院长为团长、金兆均为总干事的战时服务团，组织疏散工作。战时服务团下设运输队、救护队、防卫队、接待队、通讯队，师生共同负责各组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学院于6月28日宣布疏散。在蓝田秩序失常，雇工不易的情况下，全院师生齐心协力，将学院的图书仪器和重要文卷全部装箱转运，分别疏散到了新化、时荣桥、毛坪三地。师生大部分疏散到了新化上梅中学和县女中，小部分留在蓝田。

在学院疏散期间，由于我军的英勇抵抗，衡阳的战事呈现胶着状态，大局似乎好转。教育部来电说明学院可不迁移，廖院长在新化和蓝田两地向师生报告这一消息，师生欢欣鼓舞。于是决定让新化师生返回蓝田，结束疏散的局面。不料8月7日，衡阳在苦守47天之后陷落，国师迁校势在必行。

对于迁移的地点，廖院长曾派了两组人员分赴溆浦和杨木州一带调查。调查杨木州是因为此地距离蓝田较近，如果局势能好转，学院再迁回蓝田较为方便。但调查结果是杨木州不合适。而溆浦的优势很明显：偏僻安全；与省府沅陵行署相距很近，容易得到照顾；是通往重庆的要道；物产丰富，能供应师生生活。并且，国师迁溆意向得到了溆浦县政府和参事会的热烈欢迎。那时候，日寇已经占领了祁阳，逼近邵阳。廖院长于是召集教职员会议，决定学院迁往溆浦，并很快组织了迁校委员会。迁校委员会制定的迁移办法对人员组织、旅费津贴、行走路线、校产运输、到达溆浦后的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规定。9月10日，学院迁移工作正式开始，到10月26日所有运输工作完成，学院迁移工作持续了47天，合计运出的箱件达668件，虽然期间由于战争破坏导致的艰辛莫可名状，但人员及物品组织衔接有序，所以校产没有损毁，人员没有伤亡。留在蓝田搬运不走的物品，则造册登记，整齐码放在教室及员工宿舍，并聘请园主李氏族人看管。

学院相定的新校址在溆浦马田坪，马田坪在溆浦县城对河岸，村庄整齐，祠宇众多，桔林茂密，环境幽静，与县城仅一水之隔，交通便利，适宜办学。学院原定以民居和公祠作校舍，本来宽敞够用，但形势的急转使得迁溆的机关骤然增多，早到的单位就早占了地盘，剩下的房屋都有破损，非修缮不能使用，所以学院先期到达马田坪的师生居无定所、坐卧不宁。幸亏学院未雨绸缪，9月19日即安排人员在新院办公，加紧修缮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和教室，添置校具。到10月中旬，各项准备工作初步就绪，师生都安居下来。学院于是在22日开始招生，11月1日在溆浦开学。

国师西迁溆浦，本是兵败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是经过了两个月的疏散等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新校址的选择，也是考察和比较的结果。国师在溆浦办学不到两年，虽然溆浦办学条件不如蓝田，但学院在溆浦的办学得到了湘西人民的热情欢迎，学院也因此为湘西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复员至南岳

国师迁移溆浦还不到一年，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为院址对学院的发展关系重大，学院第四十一次院务会议认为，战后学院应改名为“国立中央师范学院”，院址应设在首都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并拟就“本院为定名及院址问题呈部吁请”，为此，廖院长于1945年8月底赴重庆教育部商谈，并参加了教育部召集的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关于内迁高校的复原地点，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是“一面顾及学校历史关系，一面谋相当合理的布局”。从这一原则出发，结合学院创立的历史背景、学院的独立设置和命名来看，国师应该象师生所希望的那样，复员于南京或者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蓝田校址是当时的教育部考虑战局而作的暂时安排，并非打算将学院永远办在蓝田，这一点从国立师范学院的冠名即可看出。但商谈时，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国师将永久院址定在湖南。廖院长于是争取学院定址长沙，但得到的答复是“经与湖南省政府联系，长沙因受战火创伤，国师原无基础，亦不宜迁往”，要求学院将永久院址定在南岳或者衡阳。于是廖院长回到溆浦，开始了复员准备工作。

到衡岳一带考察院址，廖院长委派了胡荣魁和王硕如两位先生。他们到衡阳后，备受各界欢迎，市县政府党团机关、参议会和社团联名致电学院，竭诚邀请学院落户衡阳。在各机关和衡阳校友的协助下，曾将市区附近纵横三四十里以内可作院址的地点逐一查看。到南岳后，他们又详细考察了南岳山上山腰山麓及衡山县城附近各地。两位先生返回溆浦后，学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大会，听取考查报告，并综合比较两地条件。结果，衡阳以交通便利、校址地方宽阔等7个优势赢得了全体教职员一致赞同，学院决定以衡阳江东岸原省立五中三职一带作永久院址。学院决定之后，即报告教育部核准备案，又获得了湖南省政府的同意。

不料已成定案的事情仍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省立五中旧址忽被某空军站占用，迭经交涉，不肯退让”，教育部又要求国师改以南岳为永久院址，在法令和事实都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尽管南岳的物质条件比衡阳差很远，从当时湖南省政府决定以南岳为全省的文化建设区、并以国师为辅导中心这一层考虑，学院毅然决定改迁南岳。

按照教育部的安排，1946年夏天为各学校复员时间，各校5月份结束上课，开始办理复员，到9月份办理完毕。决定迁南岳后，廖院长即组聘了包括皮名举等14人在内的迁院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提出了“安全、迅速、省费”的迁移原则。迁院委员会接连开会数次，按照这个原则制定了迁院计划。在路线上，决定由溆浦经过烟溪、益阳、长沙而到南岳，溆浦到烟溪用公路汽车，烟溪到益阳用资水民船，益阳到长沙用小火轮，长沙到南岳用公路汽车。这条路线在沿途顺利的情况下，只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比较节省时间，同时也比较安全，运费也不贵。在迁移程序上，决定图书仪器先运，重要文件校具次运，普通文件校具最后视需要情形运；办公人员先行，教职员眷属次行，留院的学生后行。

由于计划周详，学院的迁移工作进展顺利。装箱工作从6月初开始，一个月后基本完成。7月11日迁移工作正式启动，中途在烟溪和益阳设转运站，又在长沙和南岳设临时办事处，使各项货物的接洽和运输都很顺利。由溆浦运到南岳的校产，统计共有600余箱，另外还代运教职员的书籍178箱。9月到10月间，学院又将迁溆浦前留在蓝田的大部分校具运到南岳，使学院的校具基本能够满足开学的需要。

廖院长到长沙后，与湖南省政府和省立商专商定，以南岳省立商专校舍（原圣经学校旧址）为学院大学部校舍，以南岳省立十二中校舍为学院附中校舍。9月中旬，商专校舍陆续移交国师，国师抓紧筹备，日夜赶工，终于在11月中旬筹备就绪，顺利开学。

（四）合并入湖大

复员于南岳的国师惨淡经营，尽管条件简陋，范围狭小，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蒋介石政府悍然发动内战后，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师和学生生活困难重重，国师人事更迭频繁。廖世承院长于1946年12月因休假返回上海，院务由教务主任皮名举教授代理。后廖院长辞职，皮代院长于1947年8月由教育部聘为院长。1848年4月皮名举院长请辞获准，谢扶雅教授于1948年9月代理院务，11月由陈东原教授接任院长，1949年5月又由博物系主任王兆澄教授代理院务。王代院长8月在为学院领取经费途中捐躯后，英语系主任汪梧封教授接任院长直至南岳解放。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正式成立。10月8日，衡阳解放，国师师生欢天喜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10月31日，汪梧封院长至电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接管部、长沙临时湖南省政府及教育厅，请求派员接管学院。

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为了适应当时大学教育的需要，以及集中力量在湖南办好一所大学，拟定将国师合并到湖南大学，国师附中与省立第十二中学合并。11月11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同意将国师并入湖南大学。军管会文教接管部部长袁任远、副部长刘寿祺即致电国师告知此事。

得知学院将合并入湖大，国师师生较为满意，为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并迁往长沙，学院随即电告了湖南大学学院近况并请求速派代表接管，函电交驰和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之后，湖南大学派了余志宏秘书长来南岳接管国师。12月1日，国师开大会庆祝建校十一周年，也庆祝国师并入湖大，汪梧封院长即席致词，勉励全校师生高兴地听从领导安排，走进新时代。12月底，国师的师生员工带着所有的图书、仪器、教具、什物，水陆兼程地抵达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校园，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国师附中留在南岳，与省立十二中合并，更名为衡山中学。

二、办学规模

国师和国内同期创办的其他五所师范学院相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旧的系科基础可以凭藉，二是没有资源可以共享。这种先天条件，对办学者来说，既是弱势又是优势，弱势在于学科、师资、学生和教学设施均须从头创设和积累，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优势在于纯白的纸上可以画出更新更美的图案。国师克服弱势，发挥优势，以稳健笃实为原则，一步步将学院充实作大，走了一条旁人没有走过的路。

（一）系、科、班添置循序渐进

教育部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了师范学院的系科设置目录，但1938年创立的六所师范学院都没有开办全部的系科。国师从创办时的客观条件出发，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公民训育、教育七系，学制五年。后来学院就在七系的基础上，逐年拓展。

1939年，鉴于我国中小学校体育师资极度缺乏，影响了国民体育的普及和中小学生的培养，国师积极筹备设立三年制体育童子军专修科，6月，教育部批准了国师的申请，体童科当年即面向全国招生。同年，学院为吸收更多战区青年入学读书，开办了一年制大学先修班。1940年，为推广社会教育，国师在已有两所民众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民众教育馆，增设民校，增加生产事业，服务蓝田及其周围的民众。同年6月，增设了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作为本院学生的教学实习基地。1941年，设立初级部三年制国文专修科和数学专修科，培养初级中学及简易师范学校教师。1942年，根据社会需要又增设一年制体育师资训练班，同时添设三年制音乐专修科。1943年，再增设小学教员进修班。至此，国师已经拥有七系四科三班，“虽为一独立学院，然规模之大，已骎骎与完善大学相等矣。”

1944年，长衡沦陷后，学院西迁溆浦，虽然迅速开课上学，“但限于物质设备，事业不得不紧缩，范围不得不收小，体育师资进修班与民教馆等，不得不停办。”当时因各地急需体育师资，学院奉教育部命将三年制体童专修科改为二年制。1945年，适应社会急需，学院增设了体育系和博物系，同时遵照教育部命令将公民训育系并入教育系，且停办了音乐专修科。1946年，迁移南岳后，院舍狭窄，先修班和附小停办。至此，学院拥有八个系，三个专修科。

对于系、科、班的添设，学院一直持慎重的态度。《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可以开设第二部、职业师资科、初级部、师范研究所、高级中学教员进修班、初级中学教员进修班、小学教员进修班等教学机构，国师开设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全部开设，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认为学院保守，但我们从廖院长的一次讲话中却看到学院慎重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本院开办初期，教部就令我们办第二部，嗣后每年都有这样子的命令。我们并没有举办，并不是不遵守教部的命令。教部对本院的措置，也表示赞许。有些学院开始就办理第二部，但结果并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办？理由说出来很浅显。以前我们连三四年级的班次还没有，各系科教授亦不齐全，倘使把大学毕业生招起来，他们眼高于顶，不是瞧同学不起，就是说教授不够，图书仪器太少，实在不太适宜。好像戴帽子一样，要戴得和身体合适，如果把帽子顶在头尖上，便不合适了。所以第二部要等到有五年级的同学时才办，那时候教授齐全了，设备充实了，自己最高的班次也有了，办起来才有良好结果。什么时候办研究所呢？要等到五年后，我们有了毕业同学，愿意继续研究的，便可入研究所。我们须按部就班，脚踏实地，把学院逐渐充实起来，不要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这是我的态度。”确实，教育为百年大计，“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只有循序前进，学校才能稳步持续发展，同学才能得到更大的收获。按照廖院长按部就班的思路，1944年以后的国师应该发展成为规模完整、层次齐全的学院，但迁校阻碍了学院的发展，高师教育政策的变化也使许多计划中的事情被迫终止。

（二）学生招考限量保质

国师本着培养健全师资的目的办学，对学院培养学生的质量有很高的期许。要实现目标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录取的学生质量要好，二是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在校学生的规模不能太大。因此，学院招考学生时要求较高且控制数量，以保证在校学生总体规模适宜且学业程度较好。

以1941年的招生为例。1941年以前的几年，教育部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高等院校的统一招考，但1941年由于交通限制，招考由学校自行组织。国师当年新办的初级部学生是由湖南、江西两省保送，共计80人。七系以及体童科则由自己招考。受经费限制，学院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立考点，因而设立了蓝田、武冈、衡阳三个招考处，同时拟定了各省学生的保送办法。三个招考处报名人数共336人，各省保送参加复试的有56人，合计有392人，但我们从学生人数表中可以看出，七系加上体童科，1941年比1940年只增加了59名学生，由于当年还有4名学生通过考试转入，这说明7系1科1941年招收的新生只有55名。即便假设有一半保送生因为交通困难而未到校参加复试，新生录取比例也只有15％左右。当年学院先修班是另外报名招考的，招生计划是15人，但实际招了30人，另外的学生哪来的？是从参加复试的保送生当中降下来的。1941年首批“参加复试的13个保送学生，9个取入大学部，4个取入先修班，不及赶到参加复试的，将来定期补试，如果成绩不好，也只有降入先修班。”从15％的录取比例和学院对保送生的筛选办法，我们可以看出学院招考新生时限量保质的原则。

当时，由于师范学院办学历史短、社会上对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师生活清苦等原因，师范学院招考新生时，号召力不如其他大学，有的师范学院报名的学生相当少。但国师由于名师云集，教学质量高等原因，投考的学生并不少。学院没有因为报名的人多就放开录取，而是将每年的招生数量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廖院长说：“我们并不希望学生多，也绝不因为投考的人少而滥收学生，程度不好的宁可不取。我个人有一种意见，等到师范学院办得有基础后，师范学院的学生应该选择全国各中学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的体格要好，志趣要纯正，要好学不倦，要热心服务。这样的师院毕业生，出去领导青年，国家才有希望。”在这种宁缺勿滥、择优录取的思路下，国师的学生数量没有因为扩招而增加。在蓝田时期，学生人数随着系科班和学级的增加呈连年增长态势，从1938年的106人增加到1943年的775人（不含民众学校和附中附小），1944年迁移溆浦后，由于物质条件艰苦，加上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院改进办法》，学院规模紧缩，系科减少，使学生人数骤减，因而1944年至1946年学生基本保持在400余人的规模（见表1）。

表1：国师学生人数表（1938－1946年）

年

度

系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国文系

英文系

102

史地系

108

112

公民训育系

数学系

理化系

教育系

111

124

126

体童专修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