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

 

孔春辉

 

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树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可算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界的龙头学校，是一所直属教育部、荟萃了众多宿儒名流的高等学府。国师在抗战初期创建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涟源蓝田），在战争烽火中辗转迁移到湘西溆浦，抗战胜利后又复员到湘中南岳，解放后一度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分出成立湖南师范学院）。国师为湖南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学院在湖南的创建和迁移以及克服重重困难瘁力培养人才的种种举措折射出复杂时局中教育发展的艰辛和教育工作者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高尚情操。

 

一、办学历程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在中华民国的发展随着政策的转变而几经起落。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公布了《师范教育令》，对高等师范教育可谓相当重视。1922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决定将高等师范学校提高程度，称为师范大学校，由此掀起了“高师改大”的风潮，六所高等师范学校升格的结果却是师范大学仅剩下北京一所，其他五所均改成了普通大学，高等师范教育由此陷入低谷。到三十年代中期，高师停办导致中等学校师资缺乏教育训练、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低下成为一致公认的事实。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服务于战争的人才严重匮乏，使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观念大为改变。日本军阀在侵略战争中对我国教育文化机关的疯狂破坏，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也给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以很大的刺激。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寻求救亡之道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除发展战时经济、加强军事训练外，在教育方面，自不能不改善中小学教育，更不能不谋师范教育之改进。因此，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急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高等师范教育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重新得到了重视。1938年7月，秉承《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精神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造。规程指出“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教育部立足当时全国师范教育的基础和战争形势，确定添设独立师范学院一所，院址暂设湘桂黔一带，命名为国立师范学院。

 

（一）始创于蓝田

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聘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委会还包括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以及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潘公展就职湖南省政府委员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袁哲接任筹备委员。从7月27日受聘为筹委会主任，到10月27日正式受聘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再到12月1日国师开学，廖世承带领其他筹备委员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筹备工作千头万绪，但筹委会夜以继日、勉力而为，将各项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

由于教育部有意将国师设立在离湘桂或湘黔铁路不远的市镇上，所以廖世承一方面托人在贵州相择院址，一方面重点考察湖南。九月的一天，长郡中学（当时迁在蓝田）的鲁立刚校长在长沙的一家书店偶遇廖先生，出于对国师落户湖南的殷切期望，竭力向廖师推荐安化蓝田，取“安定文化”和“青出于蓝”之意。廖世承于是到安化蓝田探访，发现蓝田镇地处湖南西部山区，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较少，但通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尚属便利，蓝田又是山区中的小盆地，树木荫蔽，环境优美。但物色两日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正山穷水尽、废然欲返时，忽有人指示李园可以租借。主人李卓然先生甚豪爽，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李园位于距蓝田镇西一里许的光明山，占地约有百亩，“其中房屋二百间，重阿曲房，长廊逶迤”，确实是难得找到的好地方。订立契约后，廖世承以条件优越为由呈报教育部以蓝田作院址，获得批准。10月10日，筹委会接受李园全部房屋，开始修整和油漆，并在光明山上兴建教室和其他教学生活设施。

为办好国师，廖世承联系了上海家乡的好友、光华大学的同事和跟随日久的部下，动员和邀请他们同到湖南办学。学者如钱基博、孟宪承、任孟闲、周澄、汪梧封、高昌运，职员如胡荣魁、诸懋孚、薛炽涛、张忠豫、张伯寅、洪铁琴、李西涛、吴景贤。同时致函各地好友同仁，请求推荐人员襄助。并利用去重庆开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的机会，请来了重庆的罗季林、金兆钧、谢澄平、胡赣生、姚琴友以及衡阳的钟泰。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和一批办事有能力的先生冒着风险不远千里及时到达蓝田，使国师教职员阵容初具，为按时开学上课打下了基础。在马不停蹄的差旅和接洽中，廖先生亲自拟定国立师范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国师开办费预算书等，同时请其他教授和职员拟定各系学程和各处组运作办法。图书设备是学院开办的重要条件，经教育部批准，国师接收了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在桃源的图书仪器设备，经21天水运到蓝田，共计有仪器设备320木箱，铁床260张，铁器130件。另外，学院订购了一批长沙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书籍文具，又租借了南轩图书馆图书数万册。这样，理科的实验和文科的图书参考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初到蓝田，人地两生，而学院的建设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为争取蓝田各机关协助师院运行，筹备委员们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三级多方联络，奔走不息。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学院于12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之后，1939年1月14日，国师又广邀社会各界，补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正如教育部顾树森司长的祝词“蓝田种玉，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众志成城，复兴事业，乐观厥成”，国师承载了国民政府重兴高等师范教育的厚望。

处在抗战期间，国师注定难有一个安宁的办学环境。1938年9月选定蓝田作校址时，蓝田并非世外桃源。当时正值日寇气势汹汹进犯武汉、广州，湖南实际上接近战争前沿。之所以决定在蓝田建校，第一是因为蓝田处在湘西，不是军事要衢，敌寇即便深入内地，蓝田也不是必经之地；第二是因为蓝田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即便在紧急情况下，物资转运和人员疏散较有把握；第三是蓝田是山谷中的小盆地，环境幽静，风景优美，是个办学读书的好地方；第四是因为蓝田物价低廉，又有李园可租，国师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白手起家，可以尽量节省开办费用。在建校过程中，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中旬长沙大火，时局日益紧张。虽然不断有人建议廖世承放弃蓝田，另觅院址，但廖院长以学院“新基未奠，遽而迁移，必至员生星散，开学无期，决计仍在蓝田进行。”

1939年9月，日军发动第一次湘北会战，1941年9月打响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打响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又打响常德会战，这几场战斗异常激烈，虽然四次会战日军都受到了我军的沉重打击，湘中局势终被稳住，但战争打响期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蓝田的局面也不免动荡。每次危急时刻，师生中就会有迁校的动议提出，廖院长一面派人到新化、溆浦等地勘察西行路线以备万一，一面以“寇深围危，不宜自逸；国立学府，人心所系；国币艰难，不可虚靡”的原则调停众意，带领师生在蓝田坚持。因而国师能在抗日战争的拉锯阶段，在蓝田弦诵不辍，且日益发展壮大。

 

（二）迁移至溆浦

1944年5月27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动用了海陆空36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长衡会战，这是日军对一个地区用兵最多的一次。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最终败退。6月19日长沙失守，7月8日衡阳陷落。在这一大的战役背景下，国师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蓝田校园，西迁溆浦，其过程经过了反复考虑和再三斟酌。

在长衡会战打响的初期，廖院长仍然本着他一贯的精神，力图保持学院的镇静。他深知抗战八年，人心疲惫，学院稍有慌乱，蓝田镇就不好收拾。化民成俗，是学院的职责，在危急关头，尤其应该稳定大局。所以他表示：“非至衡阳不守，邵阳告急，本院绝不迁移。”战争打响近一个月，蓝田的师生藏休习游、一如平常。教育部鉴于形势的险恶，曾在6月6日密电国师，要求学院预为筹谋。廖院长观察局势，认为还可以从容应对，并未向师生宣布。在平江、浏阳、汨罗、益阳相继失守时，蓝田周围各地都危疑震撼、不可终日，学院的毕业考试和学期考试仍然在按原计划进行。邵阳中央日报称国师成了蓝田的安定力量，蓝田力行日报则认为国师迫近前线而独立不移，动心忍性是民族正气的体现。

6月19日长沙失守后，湘潭、湘乡、衡山先后失陷，敌军前部已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师生纷纷请求学院迅速迁移，有主张迁东安的，有主张迁新宁或武冈的，有主张迁溆浦的，但也有主张不迁的，议论蜂起，莫衷一是。学院在这种情况下，于6月20日召集了紧急院务会议，决定从21日起先停课疏散，派朱有瓛、陶绍渊两位老师赴新化商洽疏散地点的同时，成立以院长为团长、金兆均为总干事的战时服务团，组织疏散工作。战时服务团下设运输队、救护队、防卫队、接待队、通讯队，师生共同负责各组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学院于6月28日宣布疏散。在蓝田秩序失常，雇工不易的情况下，全院师生齐心协力，将学院的图书仪器和重要文卷全部装箱转运，分别疏散到了新化、时荣桥、毛坪三地。师生大部分疏散到了新化上梅中学和县女中，小部分留在蓝田。

在学院疏散期间，由于我军的英勇抵抗，衡阳的战事呈现胶着状态，大局似乎好转。教育部来电说明学院可不迁移，廖院长在新化和蓝田两地向师生报告这一消息，师生欢欣鼓舞。于是决定让新化师生返回蓝田，结束疏散的局面。不料8月7日，衡阳在苦守47天之后陷落，国师迁校势在必行。

对于迁移的地点，廖院长曾派了两组人员分赴溆浦和杨木州一带调查。调查杨木州是因为此地距离蓝田较近，如果局势能好转，学院再迁回蓝田较为方便。但调查结果是杨木州不合适。而溆浦的优势很明显：偏僻安全；与省府沅陵行署相距很近，容易得到照顾；是通往重庆的要道；物产丰富，能供应师生生活。并且，国师迁溆意向得到了溆浦县政府和参事会的热烈欢迎。那时候，日寇已经占领了祁阳，逼近邵阳。廖院长于是召集教职员会议，决定学院迁往溆浦，并很快组织了迁校委员会。迁校委员会制定的迁移办法对人员组织、旅费津贴、行走路线、校产运输、到达溆浦后的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规定。9月10日，学院迁移工作正式开始，到10月26日所有运输工作完成，学院迁移工作持续了47天，合计运出的箱件达668件，虽然期间由于战争破坏导致的艰辛莫可名状，但人员及物品组织衔接有序，所以校产没有损毁，人员没有伤亡。留在蓝田搬运不走的物品，则造册登记，整齐码放在教室及员工宿舍，并聘请园主李氏族人看管。

学院相定的新校址在溆浦马田坪，马田坪在溆浦县城对河岸，村庄整齐，祠宇众多，桔林茂密，环境幽静，与县城仅一水之隔，交通便利，适宜办学。学院原定以民居和公祠作校舍，本来宽敞够用，但形势的急转使得迁溆的机关骤然增多，早到的单位就早占了地盘，剩下的房屋都有破损，非修缮不能使用，所以学院先期到达马田坪的师生居无定所、坐卧不宁。幸亏学院未雨绸缪，9月19日即安排人员在新院办公，加紧修缮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和教室，添置校具。到10月中旬，各项准备工作初步就绪，师生都安居下来。学院于是在22日开始招生，11月1日在溆浦开学。

国师西迁溆浦，本是兵败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是经过了两个月的疏散等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新校址的选择，也是考察和比较的结果。国师在溆浦办学不到两年，虽然溆浦办学条件不如蓝田，但学院在溆浦的办学得到了湘西人民的热情欢迎，学院也因此为湘西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复员至南岳

国师迁移溆浦还不到一年，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为院址对学院的发展关系重大，学院第四十一次院务会议认为，战后学院应改名为“国立中央师范学院”，院址应设在首都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并拟就“本院为定名及院址问题呈部吁请”，为此，廖院长于1945年8月底赴重庆教育部商谈，并参加了教育部召集的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关于内迁高校的复原地点，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是“一面顾及学校历史关系，一面谋相当合理的布局”。从这一原则出发，结合学院创立的历史背景、学院的独立设置和命名来看，国师应该象师生所希望的那样，复员于南京或者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蓝田校址是当时的教育部考虑战局而作的暂时安排，并非打算将学院永远办在蓝田，这一点从国立师范学院的冠名即可看出。但商谈时，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国师将永久院址定在湖南。廖院长于是争取学院定址长沙，但得到的答复是“经与湖南省政府联系，长沙因受战火创伤，国师原无基础，亦不宜迁往”，要求学院将永久院址定在南岳或者衡阳。于是廖院长回到溆浦，开始了复员准备工作。

到衡岳一带考察院址，廖院长委派了胡荣魁和王硕如两位先生。他们到衡阳后，备受各界欢迎，市县政府党团机关、参议会和社团联名致电学院，竭诚邀请学院落户衡阳。在各机关和衡阳校友的协助下，曾将市区附近纵横三四十里以内可作院址的地点逐一查看。到南岳后，他们又详细考察了南岳山上山腰山麓及衡山县城附近各地。两位先生返回溆浦后，学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大会，听取考查报告，并综合比较两地条件。结果，衡阳以交通便利、校址地方宽阔等7个优势赢得了全体教职员一致赞同，学院决定以衡阳江东岸原省立五中三职一带作永久院址。学院决定之后，即报告教育部核准备案，又获得了湖南省政府的同意。

不料已成定案的事情仍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省立五中旧址忽被某空军站占用，迭经交涉，不肯退让”，教育部又要求国师改以南岳为永久院址，在法令和事实都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尽管南岳的物质条件比衡阳差很远，从当时湖南省政府决定以南岳为全省的文化建设区、并以国师为辅导中心这一层考虑，学院毅然决定改迁南岳。

按照教育部的安排，1946年夏天为各学校复员时间，各校5月份结束上课，开始办理复员，到9月份办理完毕。决定迁南岳后，廖院长即组聘了包括皮名举等14人在内的迁院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提出了“安全、迅速、省费”的迁移原则。迁院委员会接连开会数次，按照这个原则制定了迁院计划。在路线上，决定由溆浦经过烟溪、益阳、长沙而到南岳，溆浦到烟溪用公路汽车，烟溪到益阳用资水民船，益阳到长沙用小火轮，长沙到南岳用公路汽车。这条路线在沿途顺利的情况下，只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比较节省时间，同时也比较安全，运费也不贵。在迁移程序上，决定图书仪器先运，重要文件校具次运，普通文件校具最后视需要情形运；办公人员先行，教职员眷属次行，留院的学生后行。

由于计划周详，学院的迁移工作进展顺利。装箱工作从6月初开始，一个月后基本完成。7月11日迁移工作正式启动，中途在烟溪和益阳设转运站，又在长沙和南岳设临时办事处，使各项货物的接洽和运输都很顺利。由溆浦运到南岳的校产，统计共有600余箱，另外还代运教职员的书籍178箱。9月到10月间，学院又将迁溆浦前留在蓝田的大部分校具运到南岳，使学院的校具基本能够满足开学的需要。

廖院长到长沙后，与湖南省政府和省立商专商定，以南岳省立商专校舍（原圣经学校旧址）为学院大学部校舍，以南岳省立十二中校舍为学院附中校舍。9月中旬，商专校舍陆续移交国师，国师抓紧筹备，日夜赶工，终于在11月中旬筹备就绪，顺利开学。

 

（四）合并入湖大

复员于南岳的国师惨淡经营，尽管条件简陋，范围狭小，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蒋介石政府悍然发动内战后，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师和学生生活困难重重，国师人事更迭频繁。廖世承院长于1946年12月因休假返回上海，院务由教务主任皮名举教授代理。后廖院长辞职，皮代院长于1947年8月由教育部聘为院长。1848年4月皮名举院长请辞获准，谢扶雅教授于1948年9月代理院务，11月由陈东原教授接任院长，1949年5月又由博物系主任王兆澄教授代理院务。王代院长8月在为学院领取经费途中捐躯后，英语系主任汪梧封教授接任院长直至南岳解放。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正式成立。10月8日，衡阳解放，国师师生欢天喜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10月31日，汪梧封院长至电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接管部、长沙临时湖南省政府及教育厅，请求派员接管学院。

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为了适应当时大学教育的需要，以及集中力量在湖南办好一所大学，拟定将国师合并到湖南大学，国师附中与省立第十二中学合并。11月11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同意将国师并入湖南大学。军管会文教接管部部长袁任远、副部长刘寿祺即致电国师告知此事。

得知学院将合并入湖大，国师师生较为满意，为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并迁往长沙，学院随即电告了湖南大学学院近况并请求速派代表接管，函电交驰和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之后，湖南大学派了余志宏秘书长来南岳接管国师。12月1日，国师开大会庆祝建校十一周年，也庆祝国师并入湖大，汪梧封院长即席致词，勉励全校师生高兴地听从领导安排，走进新时代。12月底，国师的师生员工带着所有的图书、仪器、教具、什物，水陆兼程地抵达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校园，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国师附中留在南岳，与省立十二中合并，更名为衡山中学。

 

二、办学规模

国师和国内同期创办的其他五所师范学院相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旧的系科基础可以凭藉，二是没有资源可以共享。这种先天条件，对办学者来说，既是弱势又是优势，弱势在于学科、师资、学生和教学设施均须从头创设和积累，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优势在于纯白的纸上可以画出更新更美的图案。国师克服弱势，发挥优势，以稳健笃实为原则，一步步将学院充实作大，走了一条旁人没有走过的路。

 

（一）系、科、班添置循序渐进

教育部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了师范学院的系科设置目录，但1938年创立的六所师范学院都没有开办全部的系科。国师从创办时的客观条件出发，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公民训育、教育七系，学制五年。后来学院就在七系的基础上，逐年拓展。

1939年，鉴于我国中小学校体育师资极度缺乏，影响了国民体育的普及和中小学生的培养，国师积极筹备设立三年制体育童子军专修科，6月，教育部批准了国师的申请，体童科当年即面向全国招生。同年，学院为吸收更多战区青年入学读书，开办了一年制大学先修班。1940年，为推广社会教育，国师在已有两所民众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民众教育馆，增设民校，增加生产事业，服务蓝田及其周围的民众。同年6月，增设了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作为本院学生的教学实习基地。1941年，设立初级部三年制国文专修科和数学专修科，培养初级中学及简易师范学校教师。1942年，根据社会需要又增设一年制体育师资训练班，同时添设三年制音乐专修科。1943年，再增设小学教员进修班。至此，国师已经拥有七系四科三班，“虽为一独立学院，然规模之大，已骎骎与完善大学相等矣。”

1944年，长衡沦陷后，学院西迁溆浦，虽然迅速开课上学，“但限于物质设备，事业不得不紧缩，范围不得不收小，体育师资进修班与民教馆等，不得不停办。”当时因各地急需体育师资，学院奉教育部命将三年制体童专修科改为二年制。1945年，适应社会急需，学院增设了体育系和博物系，同时遵照教育部命令将公民训育系并入教育系，且停办了音乐专修科。1946年，迁移南岳后，院舍狭窄，先修班和附小停办。至此，学院拥有八个系，三个专修科。

对于系、科、班的添设，学院一直持慎重的态度。《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可以开设第二部、职业师资科、初级部、师范研究所、高级中学教员进修班、初级中学教员进修班、小学教员进修班等教学机构，国师开设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全部开设，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认为学院保守，但我们从廖院长的一次讲话中却看到学院慎重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本院开办初期，教部就令我们办第二部，嗣后每年都有这样子的命令。我们并没有举办，并不是不遵守教部的命令。教部对本院的措置，也表示赞许。有些学院开始就办理第二部，但结果并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办？理由说出来很浅显。以前我们连三四年级的班次还没有，各系科教授亦不齐全，倘使把大学毕业生招起来，他们眼高于顶，不是瞧同学不起，就是说教授不够，图书仪器太少，实在不太适宜。好像戴帽子一样，要戴得和身体合适，如果把帽子顶在头尖上，便不合适了。所以第二部要等到有五年级的同学时才办，那时候教授齐全了，设备充实了，自己最高的班次也有了，办起来才有良好结果。什么时候办研究所呢？要等到五年后，我们有了毕业同学，愿意继续研究的，便可入研究所。我们须按部就班，脚踏实地，把学院逐渐充实起来，不要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这是我的态度。”确实，教育为百年大计，“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只有循序前进，学校才能稳步持续发展，同学才能得到更大的收获。按照廖院长按部就班的思路，1944年以后的国师应该发展成为规模完整、层次齐全的学院，但迁校阻碍了学院的发展，高师教育政策的变化也使许多计划中的事情被迫终止。

 

（二）学生招考限量保质

国师本着培养健全师资的目的办学，对学院培养学生的质量有很高的期许。要实现目标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录取的学生质量要好，二是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在校学生的规模不能太大。因此，学院招考学生时要求较高且控制数量，以保证在校学生总体规模适宜且学业程度较好。

以1941年的招生为例。1941年以前的几年，教育部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高等院校的统一招考，但1941年由于交通限制，招考由学校自行组织。国师当年新办的初级部学生是由湖南、江西两省保送，共计80人。七系以及体童科则由自己招考。受经费限制，学院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立考点，因而设立了蓝田、武冈、衡阳三个招考处，同时拟定了各省学生的保送办法。三个招考处报名人数共336人，各省保送参加复试的有56人，合计有392人，但我们从学生人数表中可以看出，七系加上体童科，1941年比1940年只增加了59名学生，由于当年还有4名学生通过考试转入，这说明7系1科1941年招收的新生只有55名。即便假设有一半保送生因为交通困难而未到校参加复试，新生录取比例也只有15％左右。当年学院先修班是另外报名招考的，招生计划是15人，但实际招了30人，另外的学生哪来的？是从参加复试的保送生当中降下来的。1941年首批“参加复试的13个保送学生，9个取入大学部，4个取入先修班，不及赶到参加复试的，将来定期补试，如果成绩不好，也只有降入先修班。”从15％的录取比例和学院对保送生的筛选办法，我们可以看出学院招考新生时限量保质的原则。

当时，由于师范学院办学历史短、社会上对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师生活清苦等原因，师范学院招考新生时，号召力不如其他大学，有的师范学院报名的学生相当少。但国师由于名师云集，教学质量高等原因，投考的学生并不少。学院没有因为报名的人多就放开录取，而是将每年的招生数量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廖院长说：“我们并不希望学生多，也绝不因为投考的人少而滥收学生，程度不好的宁可不取。我个人有一种意见，等到师范学院办得有基础后，师范学院的学生应该选择全国各中学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的体格要好，志趣要纯正，要好学不倦，要热心服务。这样的师院毕业生，出去领导青年，国家才有希望。”在这种宁缺勿滥、择优录取的思路下，国师的学生数量没有因为扩招而增加。在蓝田时期，学生人数随着系科班和学级的增加呈连年增长态势，从1938年的106人增加到1943年的775人（不含民众学校和附中附小），1944年迁移溆浦后，由于物质条件艰苦，加上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院改进办法》，学院规模紧缩，系科减少，使学生人数骤减，因而1944年至1946年学生基本保持在400余人的规模（见表1）。

表1：国师学生人数表（1938－1946年）

年 度 系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国文系	20	29	44	48	63	70	42	51	75
英文系	13	40	51	72	85	102	56	64	46
史地系	14	46	73	77	108	112	66	63	78
公民训育系	12	52	56	53	65	64	28
数学系	12	13	22	24	46	49	27	24	30
理化系	10	29	40	47	65	69	26	27	33
教育系	25	58	90	111	124	126	67	88	84
体童专修科		31	44	58	50	41	27	16	42
国文专修科				38	48	60	35	35	13
数学专修科				32	15	13	11	3	3
先修班		57	36	30	29	35	23	33
音乐专修科					13	10	11
体育师资班					14	6
小教进修班						18
体育系								5	13
博物系								4	7
总计	106	355	456	590	725	775	419	413	424

资料来源：《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37期，第51期，第79期，第88、89期，第103期，第123期，第128期。

 

（三）校园建设面貌日新

相比对机构添设和学生规模的谨慎态度，学院对于校园建设则步步推进。一方面因为学院没有基础，属于白手起家，另一方面因为学院总体来说发展较快，对设施的要求不断增加，所以校园建设任务很重。与建设任务重相对应的客观条件并不好。一是经费紧张，“抗战时期，国家费用浩繁，用在教育方面的金钱，也有限度。并且政府为了要救济战区的学生，流亡的教师，及经济来源断绝的青年，因此经费真正用在学校方面的更为有限。”二是工匠和物质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书，买不到仪器，找不到工匠，收买不到建筑材料”，有的工程多次招标都没有结果。怎么解决这对矛盾？学院的原则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用最少的钱建设最好的校园。

1、添建教学和生活用房

学院创办时期，仅租有李园房屋一所。1939年建成九思堂教室和小操场后，陆续收买山地，1940年有学生宿舍、川字教室、临时膳堂、实验室、附中教室、大运动场等24所建筑落成。虽建筑面积迅速增加，但由于人员增加，对设备要求增多，所以还是不敷应用。1941年添购金盆园及周围空地，有学生宿舍、童子军营舍等10所建筑落成，1942年又建成教职员住宅5栋。统计起来，四年完成的较大的建筑物共计达到37所。1946年定南岳为永久院址后，尽管学院四环皆山，扩展不易，但一年之内，竣工的项目达十余项，包括教室3栋、教职员宿舍30间、游泳池、盥洗室等等。为了做到经费开支科学合理，建筑工程的设计、招标、签订合同以及验收结帐，都由学院建筑委员会会议审核，各项工程均以经济、美观、合用为原则。在学院的不断努力下，蓝田时期，国师的校舍比其他很多大学的校舍要宽敞、齐全。

2、美化校园环境

国师在蓝田的院舍依山为屋，就天然地势，相度经营，风景本极为优美。学院在添建院舍的时候，特别注意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使学院风景益臻完善。如在院内空地种竹，几年后，蔚为竹林，充满幽趣。又在屋旁空地和人行道，尽量种植草皮，稳固泥沙，减少灰尘。派人到临近各县搜集苗木花种，聘专人在院内广泛种植，一来欣赏，二来作为生物课程的实习。国师优美的环境成为了学院吸引人才的条件之一。黄子通先生到国师后，对国师的环境作了极高的评价：“来到师范学院后，看到这里的环境很好，校舍非常整齐，校园异常清洁，真是意想不到的。尤其是在抗战期间，有这样好的设施，更可宝贵。……这当然不仅是物质的优美，而是精神的表现。有了清楚有条理的头脑，才能有整齐的房屋；有了纯洁的胸怀，才能有清洁的校园。……人家都说蓝田的山明水秀，殊不知国师的美丽，全是人为的布置，而不是天然的赐予。”

 

（四）图书资料积极扩充

图书资料在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性为学人所共识，特别是在战争环境里，人员往来困难，交流不便，图书资料更成为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主渠道，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托。因而，从建院开始，学院就将图书资料建设纳入基本建设，尽管经费紧张，购买困难，但学院千方百计，或募集、或租借、或搜购，或交换，中西文兼顾、古今书结合，为建设一个馆藏丰富、书籍结构合理的图书馆而不懈努力。

1、图书的充实

学院成立之初，接受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旧书加上购买的新书，总共不过千余册，根本不能满足师生的需要。为尽快充实图书，学院采取了多种办法。中文书方面，曾和湖南南轩图书馆主人订约借用图书15000余册，作为过渡；每年派专人到长沙、邵阳、桂林等地积极搜购；廖院长到重庆出差公干时，新聘教授从外地到学院时，教授请假返里时，都会带上购书的任务；听到有藏书家愿意售让书籍时，也积极接洽购买。而西文书籍的定购，有时将书单寄呈教育部转请财政部向美国世界贸易公司定购，有时委托香港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向美国定购。因为战事紧张，交通运输苦难，购书极为艰难，惨淡经营八年，至1946年暑假离开溆浦时，学院购藏的图书，终于达到33399册（见表2）。迁移到南岳后，廖院长于1946年12月休假离开了国师，但他仍然关心学院的书籍添购，国师46年至47年6月增加了中西文书籍2125册，其中一部分就是廖院长在上海亲自采购的。另外，二战结束使国内外的海陆空交通逐渐畅通，学院在抗战期间定购的书籍陆续到院，储备的购书美金也派上了用场，到1948年底，学院图书馆“藏书总计在4万册以上”，按师生600人计算比例，人均拥有70册。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学院一贯重视图书资料建设的结果。

表2：国师逐年藏书概况表（至1946年5月止）

资料来源：《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8、9期，第51期，第79期，第103期，第124期。

2、和国外的资料交换

国师的资料交换对象最初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4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介绍与廖院长合作，约定交换研究资料，包括交换抗日战争发生以后中美两国出版的教育方面的定期刊物、教育新著及目录。哥大承诺其师范学院图书馆所存的教育方面的重要书籍，有复本的，均赠送国师一册。国师为促进国际文化合作，于1945年春设立了教育资料室，并聘在院工作、毕业于哥大的朱有光博士为资料室主任。教育资料室根据约定分函全国教育及出版机构征购教育书刊、订阅新闻报纸、绘制教育统计和学校系统图表，寄往哥大，哥大方面也将其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教育书刊复本寄来一部分。到1947年时，国师教育资料室由于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而名声在外，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日内瓦国际教育局也来函请求交换资料。与国外大学和机构开展资料交换工作使国师收集到了一批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图书储备来说，可谓难能可贵。

 

三、师资建设

在国师的创办阶段，廖院长凭借自己在教育界的资历和威望，以及各界人士对重振高等师范教育的希望和支持，在较短时间内罗致了一批有名望有水平的教授，使国师教师阵容初具，得以顺利开学。开学之后，随着教学计划的完善、学生人数的增多特别是年级的增加，学院对师资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乎初创时期，师资的延请与办学过程相伴随，师资建设成为学院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这项工作尽管困难重重，却抓出了特色和水平。

 

（一）千方百计延聘名师

廖院长认为“教师为学校之命脉”，学院能否办好，关键在师资。所以，师资延聘一直是学院的头等大事。学院1939学年度的院务行政计划指出：“师院师资，最为重要，不特须学有专修，且须人格足为师表，教法足资模仿；故本院聘请系主任及教授，兢兢业业，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掉以轻心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院对教师的要求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严酷的现实。国师办学的时期，正处在我国所谓“师荒”的时期，所谓“师荒”，是指教师的严重不足和在职教师弃教转业的现象空前严重。严重不足是由于政府多年不重视高等师范教育，师资来源有限。弃教转业是由于抗战时期，教师的待遇并不比从前高，而生活费却日见提高，以致许多教师不能安于教书，加上努力抗战的后方机关，都在那里饥渴般地抢人才，优秀知识分子多为金融经济工程等事业所吸引，愿意到学校教书的知识分子日渐减少。这种环境，很不利于国师聘请教师特别是教授。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北方各省及东南沿海各省沦陷后，名流人望，星散各方，联系不便。即便是联系好了，也因为战时交通困难、路途艰阻，难以成行。再加上高等师范教育迅速发展，师范学院陆续增设，种种因素都导致了师资竞争非常激烈，聘请名师异常困难。在国师旬刊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师资困难的记载。廖院长在1941年11月的学期始业式上说：“本年度聘请教授，比较往年更加困难。本年接洽的先生，在五十位以上，应聘的有二十余位，应聘而不能来的也有几位。现已到达本院的有十多位，都是倍尝艰险，不远千里而来的”，可见引进之难；章元石教授1940年9月即应聘为国师理化系主任，却因为交通阻碍，直到1941年4月才到达学院，可见行程之难； 1944年学院迫于兵灾播迁溆浦的时候，各大学利用学院教师情绪不宁，“争先罗致”，使得师资队伍“星散堪虞”，可见稳定之难。

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动摇廖世承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决心。在整个办学过程中，他一直亲自抓这项工作。或者利用到教育部汇报和开会的机会接洽，或者委托友人和教育界的同仁推荐，或者利用报章杂志登载广告。对急需的师资，他不惜重金相邀，而更多的时候，是以十二分的诚意打动对方，甚至，身上经常揣着优美的校园风光照片，随时拿出来让别人了解也成为了他的习惯。1941年2月，廖院长携同朱有瓛主任专程到重庆与教育部接洽院务并延聘教授，历时两个月。关于聘请教授的情形，他对师生有生动的描述：“到重庆后，友人均以在此时期请人到蓝田，为不可能之事……我在重庆开始十天，到处碰壁……然我仍抱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继续进行……这次请来的八位先生，都是血汗与交情换来的……最欣幸者，此次请人，纯用和平方法情商，未与任何机关发生争执。”同去的朱有瓛主任则感叹“求人之难，行政人员之苦，非局外人所能知。连日请人，几乎处处向人叩头，殊感痛苦。”廖世承就是本着不怕碰壁、不计成败的精神，长期和各机关院校和平情商请人，将教师队伍逐步的组建起来。黄子通先生到国师后曾对同学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平求学是从艰苦环境中奋斗出来的；不过我的研究兴趣，却很浓厚，上一学期已经到了中山大学，我因为听说这边有几位著名的教授，很富于研究的精神，才决定到这边来的。”黄子通先生的想法代表了国师许多教师的想法，优秀教师的群聚效应终于使这支队伍发展到令同类院校刮目相看。

 

（二）师资队伍令人瞩目

从数量上看，国师的任课教师从1938年的25人起逐年增加，至1941年下半年达到163人的高峰，1942年仍旧保持在103人的高位水平，1943年下半年以后略有下降，至1946年底为89人。教师数量和同期的学生数量相比，师生比最低为1941年的3.6,最高为1943年的8.5（见表3），这样的比数，说明虽处于“师荒”时期，学院的教师却一直保持在较为充裕的状态，完全能够满足教学的要求，这是国师师资建设的基本成就。

表3：国师师生人数比较表（1938－1946年）

注：表中所列人数均为第一学期的人数，教师人数未含教员。资料来源：《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37期，第51期，第79期，第88、89期，第103期，第123期，第128期。

从质量上看，1938年至1946年，曾在国师任教授或副教授的学者名流（不含兼职和特约），有档案可查的在130位以上（见表4）。他们或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才俊，紧跟国际教育教学潮流，视野开阔；或是在国内大学或机关久经锻炼的人杰，深刻了解国内教育现状，经验丰富，总之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人才。国师因他们的先后到来而展现出名流荟萃、宿儒咸集的局面，因而也保持了较高的教学和研究水平。

表4：部分曾任国师正、副教授人员名单（1938－1946年）

科 类	曾 任 正、 副 教 授 名 单
国 文	钱基博、钟  泰、周哲肫、马宗霍、阮  真、谭戒甫、骆鸿凯、张振庸、宗子威、张汝舟、彭  昺、刘通叔、吴世昌、席鲁思、钱堃新、张舜徽、张文昌、王凌云、刘  异
英 文	汪梧封、高昌运、钱钟书、沈同洽、郑觉民、张云谷、李慕白、周骏章、殷炎鳞、张月超、曹陶先、李  祁、黄灵根、徐承谟、张尧年
数 学	任  诚、李仲珩、陈传璋、彭先荫、李修睦、刘汉三、杨善基、龙季和、陆慎仪、李盛华、徐  燮、李铭磐、钱琢如、刘古杰
史 地	谢澄平、王以中、皮名举、李剑农、姚公书、陶绍渊、厉鼎动、邓启东、吴澄华、梁园东、萧印唐、涂适吾、梁希杰、余文豪、雷  敢、刘熊祥、魏应麒、唐长儒、盛和翔、刘熊祥
理 化	陆静荪、卢寿楠、章元石、吴培孙、胡昭圣、张资珙、庄鸣山、吴浩青、石任球、龙惕吾、葛祖良、龙惕吾
生 物 博 物	汪德耀、顾昌栋、廖友仁、罗士苇、李琮池、周干
教 育	廖世承、孟宪承、罗季林、高觉敷、黄子通、谷延寯、陈一百、郭一岑、朱有光、王  越、阮雁鸣、朱有瓛、张闻沧、程宗潮、钱亚新、王骏声、司徒汉贤、陈达三、陈孝禅、王士略
公 训	袁  哲、汪西林、罗荣宗、刘修如、熊梦飞、刘佛年、王硕如、周邦式、储安平、陈定谟、易克杶、谢扶雅、陶愚川、潘次侬、董渭川、胡体乾、林天葆
体 育	金兆均、赵敏学、江良规、涂  文、陈奎生、刘志燮、徐汝康、曹庸方、綦官秦、葛衢康、俞晋祥
音 乐	唐学咏、周崇淑、容慕韫

资料来源：湖南省档案馆馆藏国师档案《本院人事登记表》，卷宗号61－1－23，《本院教职员调查表》卷宗号61－1－31。

再看比较优势，和国师同时创办的师范学院共有6所，但除国师为独立设置外，其他5所均由大学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改设，附设于各大学之内，那些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多数为大学文、理、法各学院的原有人才，系主任和教授多半由其他学院相同学系的人员兼任。但由于“教师本身各有其学问之兴趣，而师范学院各系设立主旨，根本与其他学院相同学系不同，殊难期其‘舍己之田而耘他人之田’”，所以各大学师范学院都感到师资方面的欠缺而想要调整。相比之下，国师的教师均为专任，更能集中精力根据师范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来进行教育和教学，无疑更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明定教师职责，发挥师资作用

国师克服重重困难延聘名师是寄希望于通过名师来提高办学水平，国师的教师们不辞劳瘁、躬冒危险来到偏僻的蓝田，想着的是负起训练一批优良中等师资的责任，发挥教育的效能贡献于社会。学院在教学、指导学生、科学研究以及参与学院管理等方面明定教师职责，教师们则在以上四个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热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从事教学活动

教学是教师们的基本工作。对教师教学的安排，廖院长认为“学术渊博殚心研究者，可聘为研究所及高年级教授；有相当专门学问，富有专门学问，富有教学经验而熟悉中等学校各科情形者，可聘为实习教师；教学能胜任愉快而能勤慎负责者，可聘为教授工具学科或低年级之教师”。有了合适的教学安排，国师的教师们各得其所，他们满面春风、诲人不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师校友的回忆可以使今人些许还原当年教师们的教学状态。国学大师钱基博教授“批改学生的文辞习作，丝毫不苟。务使文理不通的学生，经过疏导，渐渐把字句弄清畅。遇着太低能的学生，不惮烦地将他招来，细心指点”；史地教授皮名举先生“讲课史料娴熟，不蔓不枝，有重点”；彭铎老师讲授《国学入门》，“大凡经史子集，无不钩玄摘要，一一涉及。讲课边写边讲，旁征博引，知识容量大”；教育系教授朱有瓛先生讲《中等教育》，“涉及英法等国三三制，六年一贯制，中职，如数家珍”……这些鲜活的回忆，听来让人的脑海里浮现出教师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挥洒自如的形象。国师还有许多以教书为终身职志的教师，1943年，教育部奖励久任教员时，陈定谟、郭一岑、金兆均、高觉敷、钟泰、姚公书、钱基博、张振庸、马宗霍、唐学咏等10位老师均因连续任教10年以上而获奖。教师们以渊博的知识将学生引入知识的海洋，他们敬业传薪的精神则激励着国师学生走上社会后安贫乐教、甘当人梯。

2、担任学生导师

教师的使命，不单在教书，而在使学生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所以国师的教师在教书之余，还肩负起了训导学生的责任。学院充分发挥教师的力量，坚持对学生实施严格而人性的训导，使学生在校时能敦品力学，毕业后能献身教育。学院每学年分系将每一年级的学生按10人左右分组，每组聘定一位导师，导师根据学生个性，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健康进行指导，内容涉及学生“衣、食、住、行、攻读、劳作、休闲、操练、集会，以及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等应有尽有之各项活动。”国师的训导工作极具特色。学院成立之初就特别规定对学生“应注重积极的指导，而不好为消极的干涉；应注重人格的感化，而不仅为事务的管理；应力求真理的了解，而不徒尚形式的法治；应领导其习于自治，而不流于被动；尤以全体师生能于各方面一致施行共同生活，为训导上惟一之原则。”为执行这一原则，在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廖院长即征得全体教职员的同意，决定教职员除一致参加升旗典礼和纪念周以外，每日三餐，和学生一样入食堂就餐。从那时起，师生共同生活就成了国师师生的信条，“凡关于学生生活各方面，导师皆随时加入，处处都表现着亲密的合作。”从晨操到运动会，从爬山到郊游，从纪念周到同乐会，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师生共同活动的身影，发现师生融洽亲爱的精神。导师们为培养学生言传身教、乐在其中，为国师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开展学术研究

国师是一所学术空气浓厚的学院，由于名师云集，研究风气更盛，创造力更强。尽管学院条件艰苦，办学经费有限，廖院长对于与学术研究有关的图书仪器以及刊物印刷等开支，总是尽量倾斜。学院办的《国师季刊》、《国立师范学院旬刊》、《史地教育特刊》、《心理学会特刊》、《体育与健康教育》等刊物也推动了教师的研究与交流。廖院长在办国师的8年多时间里，尽管院务缠身，依然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等长篇理论文章，对高等师范教育和中等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院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师的教师们极为多产。仅以在国师期间的著作计，就有储安平的《说谎者》、《英人、法人、中国人》、《袖珍文库》、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研究》、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中国文学史》、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国经济史》、黄子通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谢扶雅的《人生哲学》、周邦式的《法律学概论》、《刑事诉讼法精义》、《最新六法全书》、王越的《教学原理》、高觉敷的译著《形式心理学》、马宗霍的《说文引经考》、骆鸿凯的《语原十二卷》，王骏声的《科学基础之哲学》，张文昌的译著《西洋教育史》，阮雁鸣的《教育哲学》，雷敢的《中国上古史》，孙邦正的《教材教法》等书以及尚未出版的手稿一百余种。论文更是无以数计。钱钟书在国师也完成了《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了《围成》的布局和构思，并写作了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教师们的各种著作表达了他们对真理、对民族前途、对真善美的不息追求，是我国民族文化长河中的绚烂花朵。

4、参与学院管理

国师教师参与学院行政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兼任系、科或处、组主任，主持某一系科或处组的工作；二是选为教授代表参与院务会议，议决学院的重大事项；三是聘为专项工作委员会委员，协同开展专项工作。兼任系科处组主任各大学基本相同，院务会议含教授代表则是国师的特色。国师的重大事项由院务会议议决，院务会议除院长、各处主任、各系科主任、会计主任为当然出席人员、秘书、各组主任、先修班主任、军事主任教官、院医，附中校长列席外，另有教授代表出席。代表由所有教授互选。此制度从学院成立即开始施行，一直坚持不断。如1939学年度下学期的教授代表为孟宪承、钟泰、沈同洽、马宗霍、谢澄平、王以中、陆祖安等7人；1942学年度上学期教授代表为黄子通、李剑农、郭一岑、钱基博、周邦式、储安平、王越等7人。教授代表参与院务会议，不仅是尊师重教的表现，也是民主治校的表现。各专项工作委员会的设立也大大利用了教师们的聪明才干和奉献精神。如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建筑委员会、课外作业指导委员会、奖贷金审查委员会、实习指导委员会等，既发挥了教师的力量，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四、人才培养

教育部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的办学目的是养成中等学校之健全师资。廖世承院长对健全师资的内涵作过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他认为中等学校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纯洁之人格，严正真诚之态度，丰富有用之学术，继续研究之精神，尤非有坚强的民族意识，热烈的牺牲精神，刚健笃实的体魄，刻苦耐劳的习惯，不足以为人师，不足以担负教育建国之责任”。“理想的教师，须合乎下列几种标准。第一，有专门的知识，肯继续研究。第二，对职业有清切的认识，并有浓厚的兴趣。知道教师的使命，不在教书，在教育整个的青年；不在追求物质的报酬，在得到精神上的快乐。第三，对于民族复兴，具有坚决的信心，深信各教师在本位上的努力，为推进教育效率的先决条件。教师应随时随地激发青年的爱国热诚，矫正青年的错误观念。青年行为上有缺陷，须反躬自省，检讨原因。第四，对于同事须和衷共济，对于校长须一心爱戴。” 从以上的理想和要求出发，国师要培养的是素质全面并乐于教育、善于教学的准中等教育教师。为达此目标，学院体、德、智三育并进，从身心健康、道德品质、文化素质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体、德、智三者的关系上，廖院长曾说明“因健身为强国及延续民族生命之基础，所以本院素来有‘体育第一’之口号；德育为处世立身之本，故列第二；士先德行而后器识，故智育仅能列第三。”这种独特的认识使国师真正做到了三育并进，而没有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一）体育兼顾课堂教学与课外运动

国师是一所体育发达、运动水平高的学院，其体育盛况也传及四方。且看1939年《教育杂志》的报道：

 “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鉴于抗战建国，端赖身心健全之国民，多方提倡体育，于离院半里许，特辟游泳场一所，布置男女更衣室二处，于上星期六举行开幕礼，全体男女学生，除二人因病不能出席外，均雁行排列水中，由院长授帽发令，一时水花狂溅，声若奔雷。表演节目，有骑马竞走，游泳比快，水底拾盆，拔河，水牛角力，水中排成NTC字样（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教职员亦有半数以上参加，表演跳水及救生术……闻该院口号为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

这样一个关于课外体育活动的报道让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国师体育风气之盛，但《教育杂志》报道的只是国师课外体育运动的场景之一，事实上，国师的体育实施体现了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并重的特色。

1、规范的体育教学

国师的体育教学除了全院共同必修的体育课程之外，还包括体童科和体育系的专业教学，这里我们仅考察全院共同必修体育教学。

1940年4月，学院给第二届高级师范教育会议提交了六件提案，其中第五件为《规定师范学院体育成绩毕业标准案》，案由认为“师范学院学生为革新中国教育之中坚分子，其责任至为艰巨，必须有严格之身体训练，达到最低限度之标准，以为将来服务社会之准备。”能向全国性的会议提出标准性质的提案，说明国师在体育课程实施方面确实有独到的做法，并且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值得在全国推广。考察国师的体育教学，我们发现以下几点规定足够保证体育教学质量，确实值得研究和推广。

修习年限及上课规则

学院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均须修习体育，前三年为必修，后两年为选修，选修按运动兴趣分组，共选修两次。学生必须按时到课，绝对服从教员指导，必须穿着运动服装，病假须有院医证明，女生例假也需到课作缓和活动，每学期缺课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必须重修。

毕业标准

学院采用千分制来衡量学生的体育水平，800分为及格，800－900分为乙等，900分以上为甲等。积分来源于上课和测验，如果学生在三年的必修期内上课达到200小时，每次上课情况良好，则按照每小时2分的标准，三年共计得到400分；每学期举行技能测验两次，到毕业前，以成绩最好的10项计算得分，至少须得到400分。两项相加达到800分，则合乎毕业标准，否则不能毕业。

测验类别及项目

男生的测验项目有10类44项（见表5），女生的测验项目有9类26项（见表6）。测验分为必测和选测两种，男生的必测类别包括游泳、田径、篮球、越野赛跑、垫上运动或者器械，女生的必测类别包括韵律活动、游泳、田径、篮球、垒球，必测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项测验，其他类别任意选择项目，但总数必须在10项以上。测验根据气候和场地条件分季节进行，如，游泳安排在夏季，越野赛跑安排在冬季，田径安排在秋季。

表5：男生体育技能测验类别与项目

类  别	项         目
田  径	百公尺、百十公尺低栏、跳高、跳远、十二磅铅球、掷铁饼
足  球	踢远、往返运球一百公尺、参加比赛五次以上
篮  球	一分钟自由投篮、往返运球五十二公尺、参加比赛十次以上
越野赛跑	三千公尺
垒  球	垒球掷准、垒球掷远、参加比赛三次以上
垫上运动	鱼跃比高、鱼跃比远、头手倒立、大车轮、两手撑双臂屈伸、仰卧起坐、倒立、向后滚翻倒立起、头手跃起
器  械	单杠：向后回环上至前正撑向后回环下、引体向上、由前正撑部位侧腾跃下、短振比远、蹬足上；双杠：挂臂蹬足上、前侧撑摆腿翻身下、中侧撑摆腿向前滚翻至侧骑坐；木马或跳箱：分腿纵腾越、并腿纵腾越向前滚翻下
游  泳	各式游泳二十五公尺以上、救生术
排  球	发球比准、连拍比数、参加比赛十次以上
国  术	潭腿、中华新武术、太极拳、摔角、器械

 

表6：女生体育技能测验类别与项目

类  别	项        目
圈  球	发球比准、接球、参加比赛十次以上
田  径	五十公尺、六十公尺跳栏、跳高、跳远、垒球掷远、推八磅铅球
篮  球	一分钟自由投篮、一分钟拍球投篮、参加比赛十次以上
垫上运动	急行向前滚翻、头手倒立、大车轮、仰卧起坐
垒  球	垒球掷准、垒球击远、跑垒比快、参加比赛三次以上
排  球	发球比准、连拍比数、参加比赛十次以上
游  泳	各式游泳二十五公尺以上
韵律活动	熟悉土风舞三种以上
国  术	太极拳

注：各类比赛须有学院体育卫生组的认可、裁判员的签字并赛完全程。

可以想见，在以上的办法和要求下，接受五年体育教育的国师学生，不仅具有良好的体育理论知识和认识，而且练就了多项体育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重要的资本之一。

2、丰富的课外体育活动

国师的课外体育活动类别丰富，活动频繁，有的由学院体育卫生组组织，学生必须参加，有的由学生社团组织，同学自愿参加，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晨操

晨操由学院体育卫生组组织，于每学期开课一周后开始，规定全院学生必须参加。为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锤炼坚强的意志，晨操的点名与请假制度、动作要求都非常严格，学院体育规程规定“晨操无故缺席三次者由体育卫生组警告，警告两次扣体育总分1分，五学年内缺席警告满五次以上者，体育作不及格论”，又规定“晨操时动作不努力者由体育卫生组警告，警告两次扣体育总分1分，五学年内警告满十次以上者，体育作不及格论。”学院组织晨操十年如一日，廖院长经常亲自领导晨操，教职员参加也非常踊跃，晨操成为学院训练学生身心的重要活动。

院内外竞赛

院内比赛以年级、系科或宿舍为单位分期举行，有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游泳、爬山、拔河、越野赛跑等多种项目，教师也经常组队与学生竞技。为增进技能，联络感情，学院还经常与附近学校和机关团体作各种友谊赛。我们随意翻阅学院大事记，均可看到频繁的赛事记录。

球队远征

对运动技术优良的学生，学院将他们选拔出来组成代表队，开展专门训练。为发扬院誉，学院曾先后组织篮球队远征桂林、衡阳、耒阳、邵阳、长沙等地观摩和比赛，每次均全胜荣归。

运动会

国师于1940年6月1日举行第一届运动会，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和现在许多学校运动会“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局面相比，国师运动会的鲜明特色是重竞技更重参与，师生普遍共同参加，比赛气氛融合热烈。另外也参加湖南省运动会，1944年参加湖南省十六届运动会，是学院正式加入各项竞赛，一举获得大会总分第一，成绩之佳，令人赞叹。

 

（二）德育突显使命意识与人格修养

在廖世承对于健全师资内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坚强的民族意识和高尚纯洁的人格是他对未来的教师道德要求的重点，因为这两点与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以什么态度去培养人关系最密。因而，使命意识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是国师德育的重点。

1、击蒙御寇、刷新教育的使命教育

学院认为，政府在抗战期间毅然创设师范学院，是期望师范学院“帮同唤起民众，在战时加强抗战力量，在战后刷新教育阵容”，因此，击蒙御寇和刷新教育是国师师生的历史使命，使命意识的培养，成为国师德育工作的首要内容。

“击蒙御寇”口号的提出，是在1939年1月14日国师补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为全体教职员公献的匾额，“击蒙御寇”四字高挂在礼堂中央，给所有来宾和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以为这是校训，因为匾额所蕴涵的意思和国师的时代使命相吻合，和所有有志气的中国人心意相通。教职员铸造这块匾额的本意，在于勉励全体师生为抗战建国而切实肩负起开启民智的责任，因为，“战争不是专靠武力的，武力须有民众为后盾，民众没有真实的力量，武力就无从发挥……反过来说，要是民众有真实的力量，就是武力被敌人催毁，国土被敌人践踏，主权被敌人侵略，国家还有复兴的日子。”这块匾额在开学典礼上将师生的使命宣告出来，给了学院的新生们震耳发聩的号召。

刷新教育的涵义何在？刷新教育就是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廖院长认为“所谓新教育，就是创造新民族、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培养健全的国民、培育健康的文化，为建设文明的社会和独立的国家负起更大的责任。廖院长反对视教育为清高的观点，质问“认教育事业为清高，而不问政治，漠视社会，试问这种教育为何种教育？这种教育培养的师资为何种师资？这种教育还能有化民成俗、起衰振弊的希望吗？”师范学院要承担起刷新教育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树立起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信念，树立起许身教育的热忱，就像院歌所倡导的：“陶甄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忠於为人、勇于克己、披荆斩棘履险如夷，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

2、亲师爱生、自信乐群的人格教育

廖院长将亲师爱生表述为“同情与纯爱”，他认为，师范学院要培养学生的“同情与纯爱”。这种同情与纯爱，孔子表述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表述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大学》表述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爱学生，从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从内心为学生的进步而高兴，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以身作则。“教师有了这种修养，自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严父，如慈母，如光风霁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学生敬师之意，亦油然而生。师生之间，情感相通；学生的生长，刺激教师的生长。教师的年龄，虽一天天衰老，而精神上的愉快，却一天天增高”。所以，同情与纯爱的精神，是处理好师生关系的活水源头，负有造人使命的师范生必须具备这种素质。

自信和乐群是廖院长非常看重的人格因素，自信就是对自己的理想抱以坚定的信念，这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乐群则是教师与同事和衷共济、对学生言传身教的必然要求。关于坚定信念，他曾对学生说：“怕，是人生的大敌。先生怕学生，就管不住学生，学生怕考试，考时就心慌，年轻人怕见生人说话，见了生人，话就说不出，青年怕失败，怕出远门，怕做薪水低微的事，事业就永远不成功，将领怕死，怕敌人，仗就打不好。你们要打破怕的难关，一切有办法。”对于一些学生认为进了师范学院就没有出路的错误观念，廖院长以美国大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原为印刷徒、华盛顿原为黑奴、爱迪生出生贫困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等事例，告诉学生：“一个人有没有出路，第一要看天才，第二要看志气，第三要看努力，不能单凭片面的意见，遂下推论。”他说：“诸位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专顾虑个人的出路。做一个大学生，先要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人第一要立定志愿，第二要有独立的见解，第三要有科学的头脑，能分析事理，第四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五要有虚心好学的态度。能够做到这五点，不求出路而自有出路。”一个单位的事业能否顺利进展，和单位中的人能否团结协作、一心一德关系密切；一个教师对学生或民众的进步能否发挥大的作用，和教师能否亲近学生、亲近民众关系密切，所以，廖世承要求学生在自信之外，还要乐群，要能够团结同事，深入学生，深入民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他告诫体童科首届毕业生，对当局要谦恭、要合作、不乱发牢骚；对同事要谅解、要心胸宽大，要超然于小圈子之外；对学生要热心、要公正、要忍耐；对自己要立志、要有恒，要不怕失败并避免不良嗜好。廖院长对毕业生的这些赠言，可看作他对自信和乐群这两种人格因素要求的细述。

3、德育途径和举措

为培养学生击蒙御寇、刷新教育的使命意识和亲师爱生、自信乐群的良好人格，学院多渠道、多途径地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教育，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一述。

新生训练

为使新生明了院史院风，为在大学的发展打好基础，学院对新生训练非常重视，从1940年度的新生训练计划（见表7），我们可以看出，道德教育是新生训练的重要部分。

表7：国师1940年新生训练计划

日常训导

日常训导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训练的主要途径，学院一靠制度，二靠导师，使训导工作既有章可循、公平公正，又尊重学生、富于人性。在制度方面，以《青年训练大纲》为指南，以训导会议为决策机构，制定了《训导实施纲要》和《评定操行分数暂行办法》，每学期由导师根据对学生的家庭状况、日常生活、思想行为、学业成绩的考查评定等级。同时规定考查操行时，“不必拘泥细目，就其特长与特短处，加以考语。于学期终了时，报告其家长，征询对于该生考语之意见，以收相辅之益”。又规定奖惩“多奖团体，少奖个人，多用名誉奖，少用实物奖”，“惩戒时应尽量避免公开”等原则，并充分注意奖惩的效果，达到以奖惩促改进的目的。在导师方面，廖院长认为教育要取得效果，导师一定要关心学生，使学生尊敬和信任导师，因而，学院有“师生共同生活”的信念，导师和学生的接触频繁，对学生非常了解，给学生的影响也很大。廖院长自己和学生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给导师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黄子通先生到国师后曾感叹：“我常常看见有些大学校长，见了学生就好像日本人来了一样，紧张的了不得；还有一些校长，见了学生，又非常客气，好像见外国大使一样，而院长廖先生却能以笃实平易的态度，处理一切校务，以亲爱诚恳的态度对待学生，这是我所不料的。” 钱基博先生在笔耕舌耨之余也以身作则兼任了学生导师。按照学院“师生共同生活”的原则，导师必须随时随地加入学生的生活。比如关于师生膳食的规定是“用膳采用合食制，每桌8人，其席次以抽签定之，每月一更换。每日三餐，一粥二饭，全体在食堂用。开餐前，学生排队入食堂坐定，待院长率教职员入座，军事教官发令，同时开动。”这样的用餐规定对学生亲近老师、老师督导学生而言无可厚非，但需要老师作出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习惯江浙口味的钱先生初到湖南，且有舌麻痼疾，饮食上的困难可以想见。但据师生回忆，与学生同桌吃饭这一点，钱先生坚持得最好。学生平日的学习和娱乐，惜时如金的先生也乐于参加。1941年4月21日，学院停课一天春游，作为导师的钱先生和另外三位先生一起为国文系的30名学生导游峡溪（现涟源市境内）。导师关心学生、亲近学生的事例还有很多。人性化的制度加上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得学院的日常训导顺利并且效果良好，在其他大学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屡遭非议的导师制，在国师却“成绩斐然，迭蒙教部嘉奖”。

集会讲演

讲演是对学生进行集中教育的重要形式。学院的讲演活动非常频繁，除了各学会或者社团邀请教师作学术讲演以外，每周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每月举行的国民月会、每学期开始和结束时举行的始业式和结业式，学生的毕业典礼等都会有学院领导和教授作主题讲演，这些讲演对学生的精神训练发挥了极大的效能。国师的总理纪念周会以奖励青年志趣，陶冶青年品格为宗旨，经年累月地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时事、求学、研究、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教育。分析学院第一至十次纪念周的讲演（见表8）：廖世承和汪德耀阐述了师范学院的光荣使命，钱基博阐述了教师在抗战中应有的态度和作为，任孟闲提醒学生治学修身和正视教育工作的困难，钟泰严申守秩序、重礼义的微旨，袁公为确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罗季林激发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周哲肫鼓励学生虚心求学，薛志陶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中国农村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使命意识和人格培养在讲演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表8：国师第一至十次纪念周讲演一览表

资料来源：《国师季刊》第1－4期。

课余活动

课余活动是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途径，为引导学生课外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健康发展，学院成立了课外作业指导委员会，专门研究、指导各类学生课外活动，制定了《国立师范学院实施课外活动办法》和《国立师范学院学生课外活动给予绩点办法》，认定课外绩点和课内学分具有同样的价值，学院的鼓励办法促进了学生课外活动的蓬勃开展。国师学生的课外活动大致有四类：体育活动、学术活动、文艺活动、服务活动。前两类与体育和智育的关系更密，后两类则是德育的重要途径。

文艺活动。以戏剧陶冶情操、唤起民众乃至改良社会是师生们的共同心愿。学院成立之初即组织了话剧社，每年都有演出。1941年春，全院戏剧空气异常浓厚，又组织起国风剧社，廖院长特召集两剧社负责人，共谋合并两社，扩大组织，最后以两社为基础成立了国师剧团，沈同洽先生当选为团长，汪梧封先生为副团长，组长由同学分任。三周年院庆时，剧团曾推出话剧《人约黄昏》、《可怜的裴迦》和平剧《四郎探母》。“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廖院长十分重视音乐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他说：“音乐可以健心，体育可以强身，这两方面能够成功，已经达到教育大部分的目的。”本着激发国人的爱国情绪，陶冶学生性情的宗旨，国师的师生们最先组建了歌咏队，并举办了首届音乐大会，1940年5月将歌咏队发展为歌咏团，1941年6月举行了第二届音乐大会。1942年10月，训导处又在歌咏团之外，成立了“行余歌咏队”。学院剧团和歌咏团的活动交相辉映，使戏剧和歌曲成为学生课余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服务活动。学院组织的学生课余服务活动基本都与抗战建国有关，在教师的带领下，全体同学奔走呼号、出钱出力，在捐集费用慰劳伤兵、宣传兵役、征募寒衣、慰劳出征军人家属、征求伤兵之友、学生号献机运动、湖南省滑翔机献机运动、募捐荣誉军人子弟学校基金、协助社会教育、改良公共卫生、整洁市容与院容、校址迁移等方面，付出了极大的热忱。服务活动使学生的信念更加执着于抗战建国，思想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作风更加贴近普通民众。

 

（三）智育涵盖基本科目、专门科目、专业科目

为使学生获得“丰富有用之学术”，国师精心设置课程，订定详细的课程标准，严格规定课程学分，以此来保证教学质量。1938年定订的课程标准中，各系课程分共同必修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专业训练科目三类。课程均以学分为单位，以每周授课1小时、满一学期为1学分，实验每周3小时为2学分。学生在校5年所修学分包括：共同必修科目74学分，分系专门科目72学分，专业训练科目24学分，共计170学分(1943年后根据教育部规定调整为4年修140学分)。基本科目以国文、英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重点，强调文理交叉；专门科目紧跟国内外学科发展步伐和社会需要，体现时代特点；专业科目重在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国师力图在大学教育程度和师范生的职业要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教学中涵盖了基本科目、专门科目、专业科目。

1、重视基本科目

全院共同必修基本科目一共有12门，其中普通基本科目8门，教育基本科目4门，分别为党义、国文、英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概论、本国文化史、西洋文化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基本科目是学生文化素质和师范素质拓展的起点，因而非常重要。为加强对学生基本科目的训练，学院规定“基本学科得在规定之时间外，酌加补习钟点，每学程每周加1小时至2小时为限，此种另加之时数，不给学分。”国文和英文又是学院尤其重视的基本学科，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举行甄别实验，国文和英文程度较差的学生，修习补习国文或补习英文，程度在中等以上的，修习基本国文或基本英文，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再举行甄别考试，决定学生是获得学分还是重修。1941年，学院为提高学生国文和英文程度，又开设了高级国文和高级英文，作为二年级文组各系的必修课。学院对于基本学科的重视，限于篇幅，我们仅以一年级的国文教学为例来作分析。

教学旨趣鲜明

学院定国文教学的旨趣在于“指示文章正规，导扬中国文化，陶冶人格，造就师资；以能自阅读古书，用浅近之文言，自由发表思想，深切了解中国文化为主旨。”这一宗旨说明国文教学的四重目的，分别是训练学生读写文章，使学生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塑造学生高尚人格，培养中等教育的健全师资。此宗旨全面体现了国文学科的综合教育功能。

重视教材编配

学院规定教材以文言为主。分别选取论说、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等十类文章作为教材，其中范式文三十三篇，自习文四十五篇。如：柳子厚的《封建论》、欧阳永叔的《释惟俨文集序》、韩退之的《与崔群书》、《送孟东野序》、《毛颖状》、《书记》、《五箴》、班孟坚的《封燕然山铭》、袁彦伯的《三国名臣序赞》、贾谊的《吊屈原赋》等等。综观学院所选范文，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从作者看，所有文章均为名家手笔。第二，从选文价值看，所选文章都是文史巨匠创作的其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历史上倍受推崇广为流传，确实为同类文章的典范。第三，从文章体裁看，十类文章和当时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较大范围地涵盖了当时语文应用的范围，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应该熟练把握，且在生活中经常要用上的工具和技术。第四，从文章的内容看，整套教材贯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美德，充分秉承了教学的旨趣。

确保教学质量

国师为保证国文教学的质量，对学时和学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作了详细规定。学时和学分规定为：第一学年上、下期各4学分，每周授课5小时，其中3小时由教师授课讲解；2小时由学生当堂读作。每周5小时的课时量，开课一年，共计8个学分，在一年级所有课程中，只有国文和英文有如此重的分量。这种安排为教学质量作了制度上的保证。学院规定：“范式文由教授讲解，诏以法式；自习文令诸生阅读，责其圈点”，“规定两星期作文一次，其不作文之一星期，责令诸生当堂阅文，加圈点，由教师巡视指导”。这些规定又为教学质量作了方法上的保证。学生当堂阅读时，材料是自习文，白文不加圈点，教师指导学生自动阅读，阅读要求有五，分别为“标篇旨”、“分句逗”、“辨语气”、“划段落”、“明赏会”。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并圈点后，当堂交给教师核阅批分。这种阅读实际上要求学生对文章作从句法到篇章、从形式到内容、从情绪到立意的全面赏析，既检阅学生的古文功底，又考查学生运用新式标点的能力，还因为有时间限制，训练了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对课堂作文，学院规定了“简”、“整”、“快”三个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文内容要言简意赅、明白晓畅；书法要整洁规范、书写迅速；写作要思维敏捷、一气呵成。

严格成绩考核

学生的国文成绩计算方法为，当堂阅读和作文均由教师批改打分，两者的平均分作为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再和考试成绩平均，即为该课程的成绩。所以，学生要想获得较高分数和学分，就必须从平时的每一篇阅读与作文做起。

2、突出专门科目

专门科目是不同系科的学生要专门修习的课程，师范学院的系科设置和中等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相关，不同系科的学生到中学所教授的课程不同，因此，专门科目可说是学生到中学后安身立命的本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师各系科配合不同的培养目标，设置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以保证毕业的学生能够胜任中学各科教学。比如，数学系要培养中学数学教师，在设置课程时就考虑“于数学本体，各按部门，分程并进，自基本概念以至义理推阐及方法演变，各施以适当之教学，俾在学理上可以习得普通大学算学系应习之课业；而于应用之技能方面，则一以中学算学教材为对象，予以亲切之研究，及严密之训练，以期养成文质双修、学术兼重之健全中学教师。”可见对于专门科目的要求并不比普通大学低。

在国师的所有系科中，教育系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系，教育系以造就中等学校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教师以及教育行政人员为主旨。由于当时除师范学校外，高中并没有开设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同时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会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因而教育系的专门性质就不是特别突出。廖院长鉴于“过去各大学附设之教育学院，太注重了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专科训练，结果毕业生除教育和心理学科外，无一擅长学科可教，受到社会不少指责”，决心弥补教育系的专科缺陷。他在学院成立之初、亲自兼任教育系主任的时候，精心设计了教育系课程，主要创新是要求教育系的学生在主修教育的同时，辅修第二专门科目。他认为：“研究教育者须有广博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为其基础，大抵凡专攻教育而对于国文、外国语、哲学、历史、生物等学科有较深厚的修养者，常能对于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达到较透彻的洞见。反之，钻研兴趣与涉猎范围不出狭义的教育圈子者，往往陷于胸襟偏狭，甚至不免‘见小遗大’之议”。让教育系的学生辅修第二科目，一则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二则可以增强学生对于学科的兴趣，三则可为学生将来的教育研究奠定更深广的基础。四则可为学生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打基础。因此，国师教育系的学生除本系的必修、选修科目（见表9）之外，从第三学年起，必须从10组选修科目中选择一组（见表10），加修共计23－25个学分，以适应未来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国师对学生专门科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表9：教育系必修、选修科目

说明：表中一学年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学分为2、4、6、8的必修课开两个学期，学分为3的必修课开一个学期，选修课均开一学期。资料来源：《国师季刊》第2期。

 

表10：教育系分组选修科目

说明：课程后面所附学分a+a表示该课程开两个学期，a表示该课程开一个学期。教育系学生自第三年开始，必须认定一组，依次选习。第三学年每学期可选6－8学分，第四学年每学期5－7学分，第五学年每学期2－4学分。资料来源：《国师季刊》第2期。

3、训练专业技能

对专业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廖院长曾作专门的阐述。他指出，师范学院创办之前，中等学校教师由各大学附设的教育学院以及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充任，教育学院毕业生的缺陷是有专业无专科，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恰好相反，“他们仅有专科训练而无专业训练，因之教学方法与服务精神，俱生问题。”廖院长认为，师范学院设置共同必修科目和分系专门科目可矫正教育学院的过失，设置专业训练科目则可弥补文理学院毕业生的不足。专业训练“一方面使学生明了教育的内容，中等学校的使命，儿童和青年的心理，一方面使学生知道学科的性质，教材和教学的方法，这样，施教的时候，便不至茫然无所措手了。”

国师为使学生掌握教育方法和教学技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习上做了精心安排。第一，所有学生都必修分科教材教法研究课程。不同的系科研究不同的教材和教法，该课程在第四学年开设两个学期，除教育系为4学分外，其他各系为8学分，内容包括教材选择、教科书批评、课程标准研究、课程组织和教具设置及其应用等部分。为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当任这门课程的教师们往往率先熟悉中学教学，如国文系的阮真教授在给本系学生上这一门课的同时，就在附中担任了高二年级的国文教学，以此作为国文教材教法研究的实际教材。第二，教学实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校实习，时间在第八学期，学生在实习导师指导下，在学院附中、附小以及蓝田附近的中学和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