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

——访著名作家、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校友

杨安　李钊

　　“周围人不知道我是作家，不把我看成作家，是我最为适意的情境。我参加过作家采风，参加过作家挂职锻炼，但几乎都是失败的经历。因为身份是一堵墙，阻断了真正的人心交流。我愿意结交人，不愿意结交身份。”

　　又见韩少功，他的脸上仍是一贯的严肃，但只要谈起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题，便会轻易地绽放笑容，笑容里有亲切、智慧与犀利。

　　近三十年来，韩少功一直活跃在文坛。许多同时代的作家相继退隐，相忘于江湖，他却依然坚守着，不断地推出新作品，超越着自己，这足以让人惊叹；同时，他还有着其他的多重身份：翻译家、学者、官员……而每重身份，他都演绎完美。

　　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月兰》，在文坛崭露头角。1980、1981年，《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创作的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在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曾轰动一时。2000年起，韩少功从海南回到了1968年初中毕业后插队过的湖南汨罗，在一个叫“八溪峒”的乡下过着“归隐生活”。

　　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韩少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当年，同各地的“土秀才”、“神童”一样，韩少功进入我校后，意志不但未减，创作激情始终高昂。和同学分享阅读的喜悦，与志同道合者编著学生文集，韩少功的创作道路颇为顺畅。

　　大学四年的学习是韩少功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铺垫，著名青年作家、诗人吴昕孺曾对他在《报告政府》中把监狱和犯人的情景描写得很传神十分佩服，说他好像在牢房里呆过半年，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过“只看翻译文学、不看原文，他们抓不到这个文学的真伪。如果没有卡夫卡、没有拉美文学，就没有韩少功。”韩少功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水平与大学时期培养出的扎实的文字功底分不开：“我很庆幸遇到了很多恩师，他们帮助我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功底。”

　　他的大学同学，有人从政，有人经商。“倒是像我这样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不多。”然而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的韩少功，却喜欢居住在汨罗农村，喜欢晴耕雨读的生活，对自己的名利没有什么刻意的追求，与现在很多喜欢炒作的那些所谓明星作家、诗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次接受农村生活的“再教育”，是韩少功的自愿选择。因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这使他感到焦虑。“在那里，我一边接近活的文化，接近当地的人，也一边接近死的文化，比如典籍上的，我带了一套《二十四史》。我将活的文化跟死的文化参照起来读，感受非常深，”韩少功说他喜欢在野地走一走，在地里干点活，和农民说说话，“这样的生活特别惬意，特别充实，可能这是知青经历留下的心理痕迹在起作用。”

　　八年的“阶段性下乡”后，他的长篇随笔《山南水北》问世。这本书抛开理性思辨，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具体直接的描述。韩少功坦言，当初并不是为了写书才“下乡”的。“生活才是第一位的。”他说。甚至在《山南水北》写成以后，他也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那么受欢迎。写作，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作为一名小说家,韩少功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无论是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题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这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我把一些非小说因素带进小说，这其实古已有之，比如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就难以严格区分，同样具有跨文体的特征。所以新中有旧，有时候，创新也是创旧。有时候是内容激发形式，有时候是形式激发内容——如果我们可以把内容与形式两分的话。至于下一步如何继续实验，我现在也心里没底，只能顺乎自然。”

　　韩少功依然创作着，不再担任《天涯》杂志主编后他的生活依旧繁忙，出席各类颁奖活动和文人集会，接受采访频繁，“虽然我有一点名气，但和普通人没什么太大差别”。五十知天命，“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这句话，他在多个场合说过。当然，还有“幸运”，能够在“文革”后进入湖南师大学习是最大的幸运。说到这些的时候，他又露出了淳朴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