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罗伯特·弗罗斯特《林中路》

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这首《林中路》（又名《未选择的路》）是我最喜欢的现代诗歌精品之一。每每读到这首诗，我就想起我的大学时光，想起岳麓山下那些美丽的小路。

这些小路有的有名字，如麓山路、木兰路、桂花路、景德路、岳王亭路等，它们像血管时刻传递出校园的脉动，吸附着求学者的脚步；有的没有名字，它们蜿蜒在林荫深处与众路相连，同样引人驻足。

岳王亭路

二十年前，足足有四年时间，我成天往来在这些林间小路上，“沉醉不知归路”。这些小路和小路上的先生们吸引着我，也影响着我，就像山间清风和江上明月一样拂动我心，即使毕业多年也从未改变。

玉泉之南麓山殊

我是1996年从雪峰山脚下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来到岳麓山脚下求学的。高中三年，高考是我考得最好的一场考试。能考上师大中文系，于我就像中彩一样。因此，内心感到格外幸运，也格外珍惜。

我之前没有去过县城之外的任何城市。一来到师大校园，就被她靠山邻水、林木深深的环境和一栋栋老建筑所吸引，没事就会约上同学这儿逛逛，那儿瞧瞧，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毫无二致。

木兰路

在宿舍“卧谈会”上，几个好事者曾有总结：师大之奇，在于一坡一园一街一路。“坡”即赫石坡，一块巨石突如其来，挺立在校园之后麓山之腰，其清奇骨骼雄伟气势令人惊叹！“园”乃共青园，可算师大后花园，一年四季，湖光山色俱在园中。“街”当属堕落街（其实堕落街并无此名，主要指由桃子湖往南至湖南大学牌楼口路一带），那里小餐馆林立，娱乐厅扎堆，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路”自然是木兰路，师大以女生居多，每天上千名女生在木兰路上婷婷袅袅穿行而过，确实是一道优美风景线。

然师大之大，则在其“师”。当时的湖南师范大学，经过多年努力刚刚跨入“211”工程之列，全校上下士气高涨，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氛围最浓、师资力量最鼎盛的时期。

这从我们的授课老师名单就可以窥见一二。如古代文学老师郭建勋、刘上生、赵晓岚，现当代文学老师凌宇、阎真、王攸欣，古代思想史老师陈戍国、麻天祥，现代汉语老师罗昕如，外国文学老师赵炎秋，影视文学老师杨经建……他们要么刚喝了洋墨水回来，要么已取得名校博士桂冠，要么在本领域深耕多年成果丰硕，正是潜龙腾渊之时，因此在讲台上的激情足、心气高、感染力强。

而担任我们公共课、选修课的老师也不容忽视，如讲授区域经济的朱翔老师就是一本活字典，他似乎拥有长江黄河的知识体量和肺活量，对所讲内容一气呵成从不停顿；心理学老师叶茂林、英语老师李湛湘风华正茂、出口成章，不知倾倒多少女生。最初给大家上数学课的竟然是张楚廷校长，他上的微积分课程让我这个“数学白痴”也听得兴味盎然、记忆深刻（可惜因校长工作太忙，后来此课换了另一位老师）。

富有魅力的老师能让你顷刻之间喜欢上他（她）的课。如身材瘦高、话锋机智的阎真老师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他已经出版成名作《曾在天涯》，在小说界声名鹊起，意气风发，讲起文学创作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是真正的“方家之论”。有一次，为了强调文学细节的重要性，他从《红楼梦》周瑞家的“送宫花”，讲到《金锁记》曹七巧“一巴掌打肉钩子”，又讲到《曾在天涯》中高力伟为了生存如何“种豆芽菜”，讲得我们口服心服。

又如，讲授唐宋文学的赵晓岚老师简直就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她气质高雅，教态迷人，既能讲又能唱，经她一点拨一演绎，唐诗宋词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一下就清晰了。一堂课讲完，同学们依然意犹未尽，不愿意从教室抽身。这在来去自由的大学课堂是不常见到的。

作者大学时代在黑蚂蚁诗社成立会议上

这样的师资团队给了我们什么呢？当时我们身处其中或许“不觉其异”，现在细想，则感慨系之。和很多学子一样，毕业后我并没有留在七尺讲台从事教学工作，但依然感恩老师们给了我知识的框架和终生对学问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我心中树立了一种学人风范。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什么叫“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什么叫“悠然心会，难与人言”。

何处春江无月明

母校最迷人的时刻是月夜。每逢月白风清之夜，校园归于沉静，月光和灯光在每一条小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种“庭下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的景色处处皆是。这时行至校园，不免心旷神怡。

我有此感受是在入学后不久。记得是在一个黄昏，校文学社社长凌长英带领我们几个“新秀”去文学社顾问老师戴海先生家中拜访。其时，戴海老师已从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提前退居“二线”，而尚未脱离与同学们的“血肉联系”，成语中所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事于他是常有之事。那是我第一次和校领导接触，心中不免有几分忐忑，几分好奇。

凌社长带我们几个在校园小路上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依山而建的景德村。出人意料的是，慈眉善目、神采奕奕的戴海老师已经在住所前等候。戴海老师符合我们对长者智者的所有想象——学识渊博，关爱学子，言谈幽默。他身上有一种魔力，三言两语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陌生感，让大家跟随他的节拍融入到他的“朋友圈”。

识得人头后，他估计我们初来乍到，对校园并不熟悉，便自告奋勇为我们当向导，领大家在校园内散步。从办公楼经老校门、麓山南路行至体育馆，又转向木兰路，一行人走走停停，忽东忽西，每经过一栋楼、一条路、一棵树，他都驻足片刻，细说来历。大家出发时暮色笼罩，视野受限，走着走着，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亮，路上越来越澄明，树影婆娑，人影绰约，人人脸上都散发出一层被幸福包围的光辉。

多年之后，我在戴海老师的随笔集中读到梅贻琦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不禁回忆起大学入学不久那次难忘的校园游，顿时心领神会。

“从游”有一种惯性，有了一回便有二回。认得戴海老师家门后，我们又拜访了两回，当时并无具体目的，无非是手捧近作趋近请益。有次，戴老师当众给我的笔名点赞。他热情而又笃定地说：“羊大为美，刘羊这个笔名好！”还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热情地说，“刚好这里来了一位诗人，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他说的就是诗人、作家吴昕孺先生。我们正是在戴老师家里结识，开始我们延续至今的情谊的。

戴海老师与师母刘晓清老师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修养而不是学识为中心。”这就需要更多的“濡染观摩”和师生从游。可惜，在本科教育阶段，其实这样的机会往往很少。大部分时候，师生们各忙各的，只能相遇于课堂，相期于学分，最后相忘于“江湖”。

幸运的是，从大三下学期起，因为有在校报担任学生编辑、记者的便利，我获得了不少在课堂内外向老师“濡染观摩”的机会。

当时的校报主编是廖欢，编辑部还有江群翔、段慧兰、易晓辉几位老师。我先后协助易晓辉、廖欢编辑副刊，并根据需要采写校园新闻。事实上，作为一张内部发行的校报，需要重点报道的新闻并不多，副刊编辑工作量也不大。

于是，我向几位编辑老师提出在校报开辟“学者访谈”“校友风采”“学子风采”等栏目，把更多目光投向老师、学子和校友们。编辑部老师从善如流，让我放手去做。

我以所在院系为主陆续确定了采访名单，并很快推出了一系列学者访谈文章。印象中有对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文学院赵炎秋、陈果安、罗昕如等教授，生物科学院黎维平教授，美术学院校友、著名作家何顿，在读研究生魏剑美等人的专访。受版面限制，每篇专访须控制在1500字以内，但是从前期资料准备到现场访谈到写作定稿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因此，每次总要忙上两三天。

最具挑战的是和老师们的访谈。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口深井，一座大钟，怎样才能进入他们的学术世界，获得有价值的素材，进而写出像样的文章，这对当时的我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记得获准进入杨叔子院士下榻的房间采访时，我被告知只有半个小时的访谈时间，虽然故作镇定，开口说话时声音依然发抖。杨叔子院士知道我是学生记者，总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充满热情地回答我并不专业的提问。

罗昕如老师不仅欣然答应了采访，而且把我邀请到她家，在她并不宽敞但书香四溢的书房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份难得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匪浅。通过与诸位老师的近距离访谈，我收获了比课堂知识更重要的视野、方法和信心。求学如同敲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受访老师的为师风范、治学理念、论学金句，至今仍在我脑海浮现。

作者在母校图书馆主持太阿诗歌分享会

多年以后一个重阳夜，在北京客居的我望月思乡，想起了曾经在岳麓山下度过的那些良夜，情之所动，立时写作一首《岳麓山的月亮》，并拨通戴海老师的电话，第一时间读给他听。

我相信，无论过去多久，岳麓山的月亮永远是师大学子们心中的最美乡愁，升起在他们或明或暗的星空里。

从公已觉十年迟

为学须有志，立志须趁早，治学须有恒。这是古人早就阐明的道理。

在求学之路上，我一直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者，不知有志，更失之于恒。

大学毕业前，几个好友谈论人生选择。相对于教书育人，我更愿意从事其他职业；相对于考研深造，我毫不犹豫选择上班以减轻家庭负担。因此，未待毕业，我就投身到省内热门新闻单位的滚滚热流中，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党政部门。

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诗中所写：

林子里有两条路，我——

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工作数年后，受好友左文兄（当时左文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影响，我有了继续读研的想法。

热情周到的左文把我推荐给了他的授业恩师、时任省文联党组书记罗成琰老师。说起罗成琰老师，我并不陌生。刚进师大时，他是首任文学院院长，之前他是国内首批文学博士，是师大最年轻最潇洒的教授之一，其专著《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业界很有影响，学问风采一时无两。

罗成琰老师与学生们在一起

“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

有了之前的铺垫和左文的热情引荐，罗成琰老师迅速从情感上接纳了我。至于是否读在职研究生，他的看法是，学问之路是一场苦修，想做出点成绩不容易，需要像曾国藩打仗那样扎硬寨打硬仗，长期坚持方有所成。而在职研究生文凭水分多，拿到了也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他更主张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感兴趣的领域多加钻研，以平常心对待学业，这样得之固喜，失之亦无忧。我感觉这是罗老师对我全面评估后的因材施教，十分膺服，就这样成了他的“私淑弟子”。

和入室弟子相比，私淑弟子自然宽松得多，不用做论文，不用交作业。我只须读读他推荐的专著、偶尔参加他的讲座研讨便可，更多时候，则以餐叙、郊游和观影这样的“非学术性活动”为主。

即便是“非学术活动”，罗门聚会的知识含量也是很高的。罗门弟子团结向上，就像一个大家庭，且个个身怀才艺。每次聚会，座上列坐其次，长幼有序。

因为几个开心果在场，大家一见面就唇枪舌战打成一片，欢声笑语从未断过。穿插在其中的主题，往往是谁出了专著，谁在重要刊物发表了文章，谁评了职称，谁的毕业论文进展如何……罗老师不失时机对学生们的成长成果一一点评，对在读学生提出指导意见。

有时，他也会简略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比如，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参加了什么会议，举办了什么书展，外界有何评论等等。这时，罗老师话语不多，有的放矢而又点到为止，温文尔雅而又切中要害，剩下的交给学生去回味，去开悟。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自然不可能毫无长进。我也因之重拾秃笔，坚持与懒惰愚钝做斗争，继续去做那个久已有之却早已中断的“文学梦”。数年下来，虽无多少建树，倒也发表了一些诗文，结集出版了几本小书。每次给老师汇报，他不免都要勉励一番。

我以为这样美好的师生雅集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却不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2010年底，受组织器重，罗老师由省文联调入中国文联，举家迁往北京。在此前后，他曾鼓励我往北京发展。我思忖再三，不敢冒进，终是辜负了他的美意。

2014年春夏之交，正值我的第二本诗集《爱的长短句》结集出版之时，我欲请罗老师拨冗作序，却意外得知他因肝病突发正在入院治疗。起初，大家都没太在意，以为老师只是偶患小疾，不会有什么大事。却不料病情反反复复，最后急转直下，终因肝移植感染而于当年十月下旬不治辞世，年仅57岁。

消息传来，罗老师的至交好友和罗门弟子都感到难以接受。要知道，当时，他的事业刚刚迈上一个新台阶，他还有很多宏愿等着去实现，竟然出师未捷，怎不让人长泪沾襟！尤其让我感念的是，他为我作序的新诗集刚刚印出，来不及面呈，而序言作者已经作古！一想到这里，我就心痛不止。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公元1084年，历经坎坷的苏轼由黄州转调汝州，赴任路上，他专程绕道金陵，去看望曾经的老师、已闲居八年的前任宰相王安石。据说，长期政见不和的两人那次谈得很开心，王安石还邀约苏轼来金陵定居，跟他当邻居。但苏轼君命在身，还得继续启程，他在留给王安石的《次荆公韵》诗中，表达了一种真切感人的难舍之情。

亲爱的罗老师，我们此生虽然情缘已了，若是有来生，我必定还会选择做您的学生，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入室弟子。

到那时，万望老师不要嫌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