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爽秋先生1897年1月6日（农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出生于安徽省贵池县马牙乡峡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自小入乡村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却因无法筹措学费而辍学。于是，他回乡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自任教师，学生免费上学，深受乡人赞许和好评。

1916年，董先生迫于生计，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练习生两年，勤奋苦读。1919年，适逢安徽招考公费留学生，他返乡应考，一举得中，即与周恩来、章盈五等志士仁人远渡重洋，赴法国留学。两年后，他由法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受业于当时植物学泰斗迪尔士（L Diels）门下，学习植物分类学。通过五年的艰苦研读，他获得柏林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经常与朱德、刑西萍、章伯钧等同学学习马克思著作，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董先生在德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他以柏林中国留学生代表资格，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国际代表大会。1928年，通晓英、德、法三国文字的董先生回到祖国，在安徽大学生物系任植物学教授。

1930年，董先生转至中山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和教务长等职。1938年1月，他送长子董玉清赴延安抗大学习。玉清结业后被派遣回安徽，坚持敌后游击斗争，因患严重肺结核，病逝于兰州。同年10月，广州沦陷，董先生随中大内迁云南澄江。作为教务长和生物系主任，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科的师资建设，按西欧大学模式办学，聘请了一批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学者来校任教，动物学方面有朱洗、张作人、费鸿年、任国荣、戴辛皆等，植物学方面有冯吉安、罗世嶷、马心仪、黄稼初等，这使得当时的中大生物系生气勃勃、鼎盛一时。

董先生在中山大学执教的12年，正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之时，除担任行政工作和教书育人之外，他的著作颇多，先后编著了《植物形态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等教材和专著。尤其他与武汉大学张延教授合著的《植物生态学》，是我国第一部植物生态学教材。他还将他的导师、植物学泰斗迪尔士所著的《植物地理学》《中国中部植物》等专著译成中文，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并在中大出版的《自然科学》期刊上刊出。这是一本很高水平的经典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董先生还翻译了迪尔士的《记载植物学与植物系统学研究方法》一书，作为植物学研究的方法论介绍给国人。

在授课方面，董老师的“植物分类学”讲义是从思格勒（Avenger）主编的《植物学纲要》编译过来，具有完整的分类系统。“植物形态学”则把哈巴兰特（Haber land）的生理解剖学翻译成中文，用以教授同学，使当时中山大学植物学教学能向柏林大学看齐。

1942年，董先生受聘至贵州大学任教，1943年离开贵州大学去西北大学任教，1945年8月任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一年后又受聘于兰州大学，任植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

国师学生在进行生物实验

1950年秋，应前湖南大学李达校长的邀聘，董先生来到前湖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兼主任以及自然科学院院长。他当时是国家二级教授，在湖南大学教授植物形态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为改变当时湖大师资欠缺的状况，他在省内外聘请许多著名教授来授课，如教生物化学的任邦哲教授、方乘教授，教植物生理的胡笃敬教授，教动物学的周宇桓教授、梁启燊和刘素孋教授，教畜牧学的李学恭教授，教动物生理学的戴辛皆教授。另外，刘秉阳教授教微生物学，卢惠霖教授教遗传学，周声汉教授、张效良教授教农业基础课等。这不仅加强了生物系各课程的教学，更重要的是为青年教师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董老留下一批应届毕业生，派送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名牌研究所和大学进修，这些老师后来都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成为学术带头人，刘筠院士就是当时董老派到上海发育生物研究所师从朱洗教授的一位。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董老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任生物系主任。我在董老的领导下工作，得以近距离地领略了他治系、治学和为人的风范。

首先，他很重视课堂教学。他要求青年教师认真备课，要把讲台站稳；强调要做好实验室工作，准备好实验。他常说：“站稳讲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教一遍两遍就算站稳讲台，教学是一个无底洞，既有理论知识，也是一种艺术。要经常查阅学科新进展、科研新成果，把科研成果、学科发展，糅合到教学中去，才能促进学生的求知欲望。”他还说：“自己所教的本课程理论知识，要比学生高出多少倍，其他与本课程有关联的外围知识，至少也要高于学生的水平或与学生水平相当，这样在讲台上，才能讲得自然生动，旁征博引，讲课才不发生漏洞。”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当时，助教在上课之前，先要预讲，预讲通过后，才能正式在课堂上试讲。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楼实验室、教研室，晚上经常灯烛辉煌，大家备课和准备实验直到深夜。

其次，他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他要求助教要带好实验，到野外认识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生物系本科学生四年学习期间，一年级下学期到海边实习，以无脊椎动物为主，观察他们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性，并适量采集标本；二年级下学期到林区或山区（如庐山、广西大瑶山、南岳山等）实习，以高等植物、昆虫和脊椎动物为主，并采集动植物标本。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效果，也为学生将来参加工作和研究，铺垫了道路。董老常说：“搞生物的不进实验室，不到大自然去是最大的错误。”

第三，他很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在岳麓山下，他领导修建了两栋生物楼：一栋是1954年竣工的生物楼，即坐落在岳麓书院右侧、琉璃瓦屋顶的三层楼房（现划归湖南大学数学系和应用物理系），另一栋是1960年竣工的生物楼。建师院的生物楼时，董老特别提出教学楼的设计要考虑动植物标本室，实验室要三面都能采集自然光，教室至少有两面能自然采光。实验室还要注意排水通风等。在仪器设备方面，董老就学校财力，先购置仪器满足教学需要，再陆续添置一些科研仪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物系基本上能开出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实验。

第四，他很重视标本室的建设。董老师认为，动植物标本是国家的财富。标本的采集、制作和陈列，既是教学，又是科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为建设标本室，生物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把每年野外实习所采集的标本，都制作好保存在标本室。有些动植物珍稀标本，现在几已灭绝。195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武警总队官兵在岳麓山捕获华南虎，董先生设法弄到，制成标本，存动物标本室，至今仍保存完好。始建于1947年的标本室，经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现已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收藏标本最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标本馆，此馆既是本科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也是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场所。标本馆先后被湖南省科协、国家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列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国内外学者、学生等数千人次。

第五，董老很关心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他认为帮助青年成长是义务。1954年下学期，我带55届的学生到长郡中学开展教育实习，董老常去听学生预讲。审批学生教案、听课、课后评议等，他都亲自参加。他指导学生如何备好一堂课、上好一堂课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他告诉我要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使每一个学生都受到严格的训练，为他们今后走上教学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图书馆自习的国师学子

1964年，他对青年教师宁林夫说：“我已经老了，以后你可以来讲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遗传学。”宁林夫写好讲稿，送给董老审阅，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一遍，并修改了不少地方。

董老通晓英、法、德三国文字，有些青年教师向他学习德文或法文，他总是很热心地、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正确发音，指导他们阅读德文、法文书刊，不计任何报酬。他那样愿意帮助年轻人，因而大家都很崇敬他，学生和他关系极为融洽，亲密无间，心里有话敢于向他说。解放初期的学生普遍偏穷，助学金不是人人都有，董老及其夫人吴菊亭老师，不惜解囊帮助贫困学生，当时康智遥、刘岱岳等同学就深受其惠。

第六，董老极为重视学科发展。董老要求生物系老师在科研上要各有主攻方向，每个学科都要有一个学术带头人。他一向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教学，一手搞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他认为不搞科研就不知道这门学科的动向，科研成果可以补充到教学中去，开阔学生眼界，而从教学中也可以摸索出科研的主攻方向。在兼任行政工作的同时，他撰写了《植物分类学》《中国古代学者的进化思想》《今天地球上还有生命自然发生吗？》等教材和学术论文，还撰写了《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讲义》《摩尔根遗传学》等著作。

在他的带动下，20世纪50年代，生物系的老师就开始进行科研，如动植物学的老师，开始动植物的区系调查，走遍三湘四水和全国各地，摸清国内动植物资源，找寻自己的研究科目。

动物生理教研室的老师于1956年就开展了“女子月经初潮年龄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有关杂志上，至今仍有参考意义。董老自己于1958年为师范学院招收首届“达尔文主义和遗传学”进修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这两名进修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动物学教研室的老师，从1958年开始四大家鱼的生殖生理和人工繁殖及性腺发育的调查研究，到60年代，家鱼的人工繁殖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生命科学学院的发育生物学研究室，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科研成果犹如山花烂漫，成为全国的重点实验室。

1985年，湖南省生物研究所落户我校。1999年，生物系更名为生命科学学院。现在，生命科学学院下设5个系、一个实验中心和18个研究室，拥有“蛋白质组学与发育生物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蛋白质化学与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多倍体鱼繁殖与育种技术工程中心、湖南省“蛋白质组学与发育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发育生物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生命科学学院能成就师资力量雄厚、科研硕果累累的现状，有董老师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参与。

董老师是我国老一辈植物学家、教育家，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科学事业，对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创建、发展与壮大瘁力尤多。虽然在1959年“拔白旗”和“文革”期间，他受到过批判和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深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时代终要进步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迎来了光明，1978年，他应邀出席我国首届科学大会。

董师的学术造诣和治学精神、克己奉公和诲人不倦的崇高品德，使在他门下受业者受益匪浅，铭之肺腑。他的门生，很多蜚声海内外。先生的事业后继存人，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今日在教学和科研上均蒸蒸日上，如果先生在天有灵，会感到欣慰的。

董先生晚年还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完成了50万字的《中国汉语言文字源流》，手稿至今仍存儿女手中，惜未能出版。

董先生于1980年4月4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安葬在岳麓山，与夫人吴菊亭老师（1957年去世）合墓。每到清明节，八十多岁的老学生我和邹蕤宾都去给董老扫墓。有一年，还有一些老校友从海南和深圳回长，同我们一起去凭吊董老。生命有限，教泽长存。董老的高尚品德、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学生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先生功绩不朽，浩气长存，先生的英灵，将与麓山共存。

（本文写于2008年，作者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