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沐

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曾蜚声海内外。其实当时还有一所同样诞生于烽火中的大学，叫国立师范学院，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这所隐藏在历史烟尘中的大学群贤毕至，既有硕学大家，也有归国才俊，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教育心理学双星孟宪承、高觉敷及皮名举、徐燕谋、张舜徽、朱有瓛等耆儒均曾在此任教。

山河破碎时，他们几经流徙，却弦歌不辍，有著文章的妙手，更有担道义的铁肩。这所诞生在雪峰山臂弯里的大学血脉跳动至今，湖南师范大学80年的校史就得从这里说起。

国难警醒下不能不办的大学

上世纪初，中国共有六所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当时的教育部一纸公文，将高等师范学院改为普通大学，掀起了一股“高师改大”之风，此后国内六所高师仅剩下北京师范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旋即将东北全境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封锁。次年，数千名教师被迫转业，爱国师生被逮捕杀害。1935年4月1日，500余名教育界人士遭到逮捕，被刑讯致死的就有40人。至此，东北的师范教育被日寇连根拔起。1937年平津陷落，北师大被视为“抗日思想之巢穴”，遭强行封闭解散，国内高等师范教育的“独苗”也被掐断。

与此同时，日寇为培植教育佞宦，奴化殖民地人民，在沦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师范学院。教育家李蒸曾在《教育通讯》中发文警示：“日寇深知欲贯彻侵略我国计划，须从教育入手，欲改造教育，须从训练师资入手，敌人重视师范教育之用心，殊足使国人警醒！”

如此危局之下，有了1938年国立师范学院的诞生。多番选择后，院址设在湖南省安化蓝田（今娄底涟源），当地人以及在校师生都称国立师范学院为国师。

小镇里住了一群大知识分子

国师的第一任校长廖世承是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他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海归在当时是极其稀缺的人力资源，虽然人们看不上教师这类于仕途经济无益的工作，廖世承却一直跟随本心，传道授业，在宁沪两地桃李满园。国师筹备时，他成了首任院长的不二人选。

在廖世承看来，一所大学成功的基石是“教师得人”。他靠着多年执教中攒下的许多交情，延揽了许多好友、同事、故交。国师校园位于蓝田光明山下，幽静恬适，如乱世桃源。于是，廖世承口袋里总揣着国师的风景照，出差、开会时掏给人看。

国家危亡之际，最缺的也是人才，为了抢人，难免同其他机关发生争执。各系的迎新会上，平日里温润谦让的廖院长总会带着胜利的微笑对大家说“某先生，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请来的”，尔后全场鼓掌，意味无限深长。

蓝田是个湘中小镇，从江浙沪一带来赴任的教师们备尝艰辛。钱钟书在致友人信中道：“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卅四日方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由上海来的章慰高先生已经花甲，他在路上用了三个月，“先后遇空袭虚惊十九次”，他自陈到此任教是“为本身争人格，拒非法组织之参加；为保民族自由，求后方生存之出路”。越来越多的学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个让其他学校艳羡不已的学人群体在国师慢慢成型。

击蒙御寇，崇文也尚武

但当时军需耗费巨大，到1937年底，高等教育经费与战前比缩水了60%。国师教师们的衣食住十分艰困，他们在教书，自己的子弟却几乎要失学。国学大家张舜徽在蓝田与妻儿有一段短暂的团聚，结果“薪桂米珠，居大不易，又不得不早遣之归”。当时张先生正值壮年，带着滚烫的理想投身教育，却只能借日记舔舐自己无法供养妻儿的失落。

即使生活清苦至此，教师中却没有以最低课时数来谋薪水的人。孟宪承先生为部聘教授，“可以只上四点钟课，但他多开一门，每周上六小时”。钱基博先生上课“虽身体不适，从不旷废。每课前一分钟，即肃立教室外，上课铃响完，即步入，直接讲授，无多废辞”。居高声自远，五六年的经营后，国师的招生情况令人吃惊——被录取考生的比例不到两成，教务处总结：“本院考生之多，实为全国之冠”。1943年国师附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湖南省会考，就拿了全省第一。

国师礼堂中央悬挂着一块匾，写着源自《易经》的“击蒙御寇”，意为“丢弃蒙昧无知，就能更好地对付敌人”。教师们决定先从身边的“击蒙”开始，他们把院内二三十名工警组织起来，每天晚间讲授两小时的识字与计算，后又为当地失学儿童办了上下午二部制的民众学校，学生逐渐增加到二三百人，一切经费都由教师出。

廖世承说：“因健身为强国及延续民族生命之基础，所以本院素来有‘体育第一’之口号”。1939年的《教育杂志》曾记录国师师生的生命力：“全体男女学生，除二人因病不能出席外，均雁行排列水中，由院长授帽发令，一时水花狂溅，声若奔雷。表演节目，有骑马竞走，游泳比快，水底拾盆，拔河，水牛角力，水中排字，教职员亦有半数以上参加，表演跳水以及救生术……”

西迁溆水河旁，迟到的名教授

1944年5月27日，日寇以36万余兵力发动了长衡会战，光明山下的琅琅书声快要盖不住百里外的炮声了。6月19日，长沙沦陷，日寇深入湘西腹地，直抵蓝田东南140里开外的永丰镇。20日，国师召开紧急院务会议，决议西迁，最终定址溆浦。

闻国师有意向迁入，以川军将领陈遐龄为首的溆浦士绅及知识阶层拍电报欢迎，所有公房及私人住屋，一律免费让请选用。国师选择了当地一些公私建筑及祠堂庙宇稍加修缮，院址落在马田坪乡，与县城隔着一条溆水河，教学场所与男生宿舍设上、下钟家村，女生住马家祠村，附中设在赵家村。陈遐龄将刚修好的新宅让给教师住，自己仍居旧屋。1944年9月底，407名学生，100余名教师抵达溆浦。10月，国师重新开坛授课，但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却迟迟未到。

原来在国师西迁决议中，蓝田风声鹤唳，人心无依，则士气低落。在钱基博心中，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担负抚定一方的责任，于是他“义愤填膺，自请留守，欲以身殉”。

1945年初，“雪峰山会战”爆发，枪炮声在蓝田也能听见，钱基博仍不肯走。他还在原民国时期的《湖南日报》《力行时报》发表多篇时评，在《不为奴即受训》中他自称扶杖而行的龙钟一叟，“不能操兵与人战，何差低首为人奴”，鼓励青年人趁大好年华去受训救国，又亲赴前线演讲。直到雪峰山大捷，情势缓解，钱基博才去溆浦。

1945年4月17日，日寇进犯溆浦龙潭镇，一场中国战场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这场歼灭战打了28个昼夜，51师歼日军3500余人。51师军官79人殉国，士兵1900人殉国。近2000战士的血肉遏止了日寇在中国腹地的疯狂攻势，抗战至此由守转攻。抗战胜利后溆浦各界请钱基博去龙潭为烈士陵园撰写了纪念碑文：“彼狡者寇，堕我百城。百城可堕，众志不倾！龙潭寸隘，屹莫我争。非隘之严，而气愤盈。成师以出，誓死无生。刈寇如草，曾不闻声。寇血以沥，我尸亦横。敛骸巍冢，化魄长庚。千秋万岁，仰莫与京！”气势飞扬，字字泣血。

故地遗迹故人心

如今溆浦县城南的人民村就是当年国师住过的赵家村，村里还有几位老人，今年82岁的赵兴伟是其中唯一能与人流畅交谈的。

在他的记忆里，村民很大方，一听说有学校要过来避难，只说“来就是”。当时赵家村有三间祠堂，当三间教室用。每天见亮学生就开始活动，寒冬腊月也在井里洗脸，然后就三三两两坐下看书自习。师生们经常去县城为抗战募捐、发传单、写标语。农忙时，学生也会帮着抢收，有时候回来已经很晚了，教授把黑板往墙上一挂，还要上两个小时课，吃饭总很晚了。如果学生没得吃了，赵家大宅的家主就送上粮钱。

那时，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赵中和正在国师读书，国师办了几个农民识字班每天晚上开课，他就在里头教书，正值学龄的赵兴伟当过他的学生。“我是中国人，要用中国货”，是赵兴伟在识字班学的第一课。他一边回忆一边将笔者领到了当年的赵家老宅。

这座大宅已很破败，青砖墙上用粉笔写着“此处危险，严禁靠近”。当年家主赵道基的孙子赵幼德住在不远处的两层水泥小楼里。赵幼德今年79岁，背弯成了一个直角，同他说话需要很大声。明白笔者来意后，他起身便往里屋走，不一会儿拿出一本家谱，从里面翻出一张纸：“上次有人到这里照相，我就知道还会有人再来问我，我就写了几句。”他把纸递了过来。

这是满满的一篇“实说”。赵兴伟刚回忆的那些往事在这篇实说中得到了印证。最后落款“实说人：赵幼德”，用的是工整的繁体字，纸的背面是他孙女拿了满分的文言文小测试。“我家旁边这个砖房当年也是我爷爷的，当时学生在那里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有个‘抗宣’，应该还在那里，你们可以去看看。”赵幼德指了指旁边一所青砖房。

红油漆已经很旧了，剥落了，又覆盖上泥土和灰尘，但那个句子还能辨认出来。谁是写字的人？他做过什么？他还在不在？这些都已经不可考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曾在这个小县城感受过“剑外忽传收蓟北”的那种狂喜。

那天的溆浦县城特别热闹，人们把炮仗一箱一箱往街上丢，边拍手边喊“日本投降了”，炸开的炮仗像人们炸开的快乐和希望，浓烟滚滚，难见来人。

1946年7月初，廖世承带着最后一批师生与溆浦人民挥别，起身东迁南岳，留下了县政府因国师教授在民教馆等处讲课而送上的酬金532000法币。

擦拭掉国立师范学院这几个字上的灰尘，可以看到心丹颅雪、卷黄灯青。还有狼烟四起时，那些读书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