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共和国同龄，出生在湖南安乡下鱼口镇天星村。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22岁结婚，生有一儿一女，原本打算过着和祖辈一样“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田园生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春风并没有吹暖我已经冰冷的心，因为我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到1978年我整整当了十年农民，已近“而立”之年。在好友的劝导特别是爱人的支持下走进考场，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1982年大学毕业，由于爱人和两个孩子仍在农村，为了他们，我再次走进考场。1985年取得北大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真正尽丈夫与父亲的双层责任，湖南师范大学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我毅然走上师大的讲台，开始与师大融为一体。

因为我年龄大、资历浅、工龄短、家底薄、负担重，回顾在师大14年的风风雨雨，我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而是一步一个血印！其中既有自己的主观努力，更有我爱人的艰辛、师友的帮助，特别是得益于师大公平竞争的校园环境。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副教授的评审，当我被历史系淘汰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我终于在夜幕的掩护下第一次去找校长，但校长还没有回家，我只得在路旁等候。约九点来钟，校长出现了，我上前申诉自己的苦衷。他认真听着，告慰我要理解系领导的难处，并答应看看材料以后再研究，最后告诫我不要在职称上争一日之短长，要多干实事，师大绝对公平！听了这番话，又得知校长正在为评职称之事昼夜奔忙，直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我再多的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可以用完晚餐为自己的事情找校长，而校长却为全校的利益顾不上吃顿饭，做人起码要相互理解嘛。

后来，我的名字仍未摆在校评委的桌面上。恰巧，一所颇有名气的大学邀我南下，使我夫妻俩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首先是农民的恋家情结和安土重迁意识左右了我，尤其是妻子。接着校长关于“公平”的对话在我耳际回响，这牵涉多少人的切身利益！它既与国家政策相通，又与风俗民情相连，还有实际操作的困难。要真正读懂“公平”，首先得有颗“公平心”：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想别人。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公平”！而且，“公平”也需要时间来验证。于是乎，我依然在师大的讲台上、台灯下多干实事，等待学校有关“公平”的承诺！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最后的胜利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迄今为止，我认为学校对我是公平的，我应该得到的都基本得到了。我不仅在公平竞争中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同时也享受到我们学校通过公平竞争一年上一个台阶的荣光。每当湖南师范大学连同冷鹏飞的名字出现在全国第一流刊物上时，每当我的讲课激起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时，每当我和他人谈起师大的发展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养育我的是家乡，造就我的是北大，成就我的是师大！师大我的心，师大我的根！

在跨世纪的知天命之年，我们就要阔别住了十多年的室内没有厕所的公房，搬进集资修建的75平方米的新居了，而且可以“束之高阁”（新居在第六层）。在比较舒适的新环境中，我要趁着学校按几何级数构建的教学管理竞争模式，开展新的一轮拼搏，力争再登新的台阶。我已与学校融为一体，心心相印了。

一切从零开始！面对我的老同学：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们、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们、居留在国外的大款们及在各条战线拼杀的斗士们，可以悄悄地告诉你们：

“ 冷大哥仍一无所有，

但有一颗师大心！”

（作者系原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