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学院 李绍平

师祖杨树达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文献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被清华大学历史、国文两系同时聘为教授。解放以后，先生主要担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

对于杨先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前贤颇多论列，毋庸赘述。今值校庆七十周年之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先生在史学、文献学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成就，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略作述论，以就教于各位方家与广大读者。

订文考献 著述等身

杨树达先生熟读古籍，精于校雠，终生从事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丹黄所施，不但遍及四部典籍，而且涵盖彝铭石刻与殷周卜辞。概而言之，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史部志乘。杨树达先生治史，有很好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精熟史籍，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都能够背诵。杨先生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通鉴》与《史通》等史学名著，从此便与乙部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师从王先谦、梁启超、叶德辉、苏舆等史学名家，受到了更为系统的史学训练。对于编年体的《春秋》和三传、国别体的《国语》和《战国策》，他都反复地校读过，并写有专著。在杂史、别史方面，曾辑有《说苑》、《新序》二书疏证；又校理了《逸周书》，并写有读书札记。不过，他研治的重点还是纪传体的前后两汉书，尤其是对班固的《汉书》下的工夫最多，他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关于这点，留待下节详述。

第二是先秦及两汉诸子。杨先生整理的先秦诸子有《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有的作校释，有的辑古义，花了不少心血。此外，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说，《管子集校》的二校校样一部分曾请杨先生校阅，他也“有所揭发，其说已为录入”。对于两汉诸子，杨先生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盐铁论》。1924年初，因受朋友吴承仕、邵瑞彭的影响，始治《淮南子》。后来陆续研治，到1936年已写成《淮南子证闻》初稿。抗战时期又结合教学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1942年续成。解放后又对它进行反复订补。杨先生少好《盐铁论》，1911年留日归国后便开始校释是书，在长沙期间已初具基础。1920年北游旧都，至1924年写成《盐铁论校注》。以后又反复订补，直到1956年才最后成书，并改名为《盐铁论要释》。对于此两书，先生花的精力最多，校释也十分精审。王充的《论衡》，他也校注了一部分。其时是1918年，因为兵荒马乱，只好半途而废。解放以后，杨先生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决心以著述报国。他立下宏愿，要将周秦诸子全面地、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可惜只奋斗到1956年初，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个志愿没有完全实现，使人深感痛惜。

第三是儒家经典与文法字书。儒家经典是杨先生幼年时就开始揣摩的古籍，自然读得精熟。经杨先生整理的经书有《周易》《论语》和《尚书》等。《周易》重在辑古义。《论语》先辑古义，后扩充为《疏证》，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此书研治时间很长，疏证十分精密。《尚书》的校读成果则以札记和论文的形式出现。此外，先生对《尔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学旧为经学的入门之基，它和文法修辞都是杨先生的特长。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前后长达数十年，从多角度、多层面梳理是书，其成就之大，可与余杭章氏比肩。他早年校读《马氏文通》，便从十个方面对原书进行刊误，虽重在纠正文法，然马氏误读古书之处，亦匡正不少。此外，杨先生还写了《释名新略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论著，也是他校读古文献的心得体会。

第四是乡邦文献。杨树达先生所整理的集部典籍主要集中在湖南地方文献。这个工作始于1947年。当时的湖南文献委员会拟修省志，聘请杨先生主修艺文志。他接受任务后，便于1947—1948年一口气撰写了湘贤著述提要数十篇，后来相继发表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上。其中第一辑刊录《桓令君（三国魏长沙临湘桓阶）集》《刘令君（三国蜀零陵蒸阳刘巴）集》《谷俭集》《葵园先生（清长沙王先谦）著作述所闻》等提要八篇。第二辑收录王船山、邹汉勋、郭庆藩、王闿运、王先慎、皮锡瑞等人著述提要52篇（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9年6月16日）。此外，杨先生早年还撰有《湘人诗集提要》一书，后来先生自以为评诗非其所长，不必存留此稿，因而毁去，实在可惜（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8年9月9日）。各地的方言俗语也是重要的乡邦文献，但某些方言土语往往可以口说而无法笔之于书，因而亟须加以整理。有鉴于此，杨先生便于1931年作《长沙方言考》一书，疏释长沙方言125则。1935年又有《长沙方言续考》一书，收录长沙方言119则。这两部书的写作对于甄录方言词语、稽考古代文献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是彝铭石刻与甲骨卜辞。杨树达先生“平生喜为经史诸子校勘之学，私独好高邮王氏所著书，叹为绝业”，并且采用高邮“王氏校书之法治彝铭”（参见《积微居金文说自序》），可见他整理吉金铭文，同样属于校雠学的范畴。其代表作是《积微居金文说》，此书考释了314件青铜器的铭文，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为初学金文者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他整理的石刻有碑、砖等，考释论文散见于其所著小学、金石诸书。杨树达先生研治卜辞起步较晚，而写作的论文最多，出版的专著有《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和《卜辞求义》四种。这些书的内容有识字者，有说义者，有通读者，有说形者，有考史者，有读书札记与心得体会，可以说，它们都是考释与应用相结合的著作。在博考故书雅记与甲骨金石刻辞互相参验来阐明史实方面，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杨树达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从小就喜欢校释古籍。当他还只有17岁时，便纂辑了第一部专著——《周易古义》。从此以后，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便一直没有中断，直到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校释桓宽的《盐铁论》。他一生在古文献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订著作主要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古义》《论语疏证》等，不下数百万字。杨先生校理古文献的心得，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比如《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40篇、卷七“序跋书札杂文之属”39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卷五“经史考证序跋之属”59篇、卷六“考史金石之属”12篇，合计15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古文献爬梳考订之作，特别是对《诗经》《尚书》《尔雅》等的校读心得为多。此外，他还编有《汉地理志今释》，对汉103郡国和1500多个县道国邑都有古今地名对照，极便人们研究汉史。又用剪贴的办法，依声类和古韵对《经籍纂诂》进行改编，今存21巨册。这些书稿虽未付梓，但他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杨先生勤于考订校释历史文献，著述等身。他在整理古文献时，往往独具慧眼，能运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涉故书雅记，甄审古今学者的著述，或博观约取，择善而从；或钩稽纰漏，纠正谬误；或在周密考释的基础上独生新解，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为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事颛家 可称汉圣

杨树达先生的史学成就，主要集中在汉代史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著有《汉书补注补正》《汉史探》《汉俗史》《汉碑考证》《汉书札记》等著作。他的这些成就，得到了时贤的充分肯定。1932年4月，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写信给杨先生，称赞道：“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32年4月8日）这并不是友朋阿好之辞，而是当时的学术公论。

杨先生研治汉史，是从研究《汉书》开始的。1915年先生偶读《汉书·苏武传》，中有“蹈其背以出血”的话，对于“蹈”字，历来注家都没有解释，于是开始了对《汉书》疑难问题的探讨。到1924年，就写成了《汉书补注补正》一书。以后又不断修改补充，到1953年，终于写成了《汉书窥管》这一巨著。该书洋洋洒洒60余万字，共作校补文字4 100多条。是书的成就第一是校勘的底本佳，参考的异本多，依据的他校材料特别丰富，对原书的衍者删之，脱者补之，倒者易之，讹者正之，窜乱者指出之，使之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引用各种史料对《汉书》进行补充。杨先生的办法是以《汉书》各部分互相补充为主。此外，凡涉汉事者就以汉人典籍证补之；涉及汉以前事者则以先秦典籍证补之；《汉书》被后人引用者则以后人著作证补之。第三是指出《汉书》本身的体例，引导人们深入领会《汉书》的内容。其例有十：校量例（写人物互相比较）、附记例（在一个人物传记里附记其他人或事）、互文相足例（一事此略彼详，当合观之）、微词例（班书委婉的讽示当细心理会）、记始例（班固对俗言、物名、政制、官制、弊政每记其始）、自注例（文中有作者自注）、终言例（前后对应）、一人再见例（重要人物既作专传，又入类传）、阙文例（疑者阙之）、说明作意例（说明传文之用意）。第四是对旧注作了全面的疏理。他的办法：一是对不同说法折中约注，择善而从；二是纠正旧注之误；三是补充旧说之不足；四是评议旧注之得失。第五从语法修辞的角度对《汉书》及其注释进行疏释，如说明词类活用，说明文字通假，说明使动、被动、意动，说明字词省略，辨明语法句读等。此外，杨先生还对大多数合传的篇名和《五行志》的篇名进行了解题，对汉代数十个俗语词进行了训释，对汉代的风俗、名物、典故进行了揭示。通过这些工作，人们“研究《汉书》，已无剩疑”了（见杨柏峻：《杨树达文集·前言》）。

除《汉书窥管》外，杨先生还写了《读后汉书札记》《说苑疏证》《新序疏证》《盐铁论要释》《淮南子证闻》和《说文求是》等著作，同时又对《论衡》进行校注，为《韩诗外传》作了疏证。此外，他还在北师大和清华开设了《史记》的课程，写有讲义。这样，杨先生对汉代的其他史籍和史料也都融会贯通了。

杨树达先生又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撰有《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这既是对汉代婚丧礼俗的总结，又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学术界影响十分深远。此外，杨先生还撰有《汉代老学者考》，疏理汉代50多个黄老学者及2名反对派的言论，此书可视为汉代道学简史。

金针度人 沾溉士林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金针指做学问的技巧和方法。按元好问的看法，他是劝人不要把治学的诀窍告诉别人的。杨遇老不同，他不但考释群书，将自己的劳动成果贡献于社会，而且慷慨地把“金针”度与他人，以沾溉士林。他在整理古文献的时候，往往善于从中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条例或通则，反过来又用它们指导今后的校释实践。1924年，他发表了《汉书补注补正》一书。后来继续研治，到1928年，便把以往的心得总结起来，写成《汉书释例》一文，将《汉书》的著述体例归纳为十条。这样，便使感性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上升到了理性认识，成了系统的“条例”。在后来二十多年研究《汉书》的实践中，他又应用与发展这些条例，故能左右逢源，取得更大的成绩。他疏理金文辞，亦从其“所得紬绎之，归纳之，如今人所称从实践中抽出理论者”（见《积微居金文说·新识字之由来》）得出14个条目，这是他在工作时所遵循的一些法则。他校读《尔雅》，也作有《尔雅略例》。此外，他认为《韩诗外传》多本《荀子》，《淮南子》时采《吕氏春秋》。这些富有条理的经验之谈，对于后人校理金文与秦汉典籍，无疑是有帮助的。

杨先生校理群书比较系统的理论，则见于他所著的《古书句读释例》和《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书中。前者论述古文献的句读问题，全书举例168个，析为15章，对误读的类型、贻误、致误原因以及特殊的例句等问题，分析十分详密，特别有益初学。1935年，苏联阿力克院士读此书后，得到很大启发，因而写信给杨先生，以表达其倾慕与感激之情。由此可见杨先生这些理论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之大。后者则兼谈校勘与修辞，其中像“误解问答之辞例”、“文中有标题例”、“避重复而变文例”、“一事互存二说以征实例”、“文中有自注例”等，讲的都是校释古籍所应特别留意的问题，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杨先生对古文献整理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1939年，他写过一篇《温故而知新说》的文章，“认为做科学研究首先要‘温故’，就是掌握旧有的典籍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就；然后使用科学方法，通过劳动，才有‘通悟’，才能知新”。（参见王重民：《悼杨树达先生》）这是他对从实践中总结规律的极朴素的看法。解放后，杨先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化认识了。他说：“依马克思的学说，理论要靠实践，得了理论以后，还要服务于实践。”他整理《说文解字》时，从中找出了13个构造形式完全相同的字，从而悟出它们是“主名与官名的会意字”，有其自身规律。而“由这个规律去看《说文》其他的字，可以看出有些字是许君说错了形与义的，也有些许君不曾说错，后人不得其解的。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去修正它，说明它”（参见《主名与官名的会意字》）。杨遇老终生悟出的这些道理，值得我们古文献工作者好好珍视、好好总结。

杨先生整理古文献，很注意工具书与参考书的编写。比如，为了方便青年学子研治国学，他把唐以前76种最重要典籍的篇目依笔划和部首编成索引，撰成《群书检目》一书，颇便查检。他又编了《尔雅义疏》《广雅疏证》和《方言疏证》三书索引，也有同样的功用。此外，他曾做过关于《说文》形声字依28部古韵的分部表，又编过甲骨文和金文的人名表、地名表和常用字典等。这些工具书的编纂，既有利于自己的研究，更方便了青年学子的学习。1945年，他写了《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一文，文中提出首先要编写三部工具书，即《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名物制度通考》和《新经义丛钞》，并指出，必须“以此三书为预备工作，非有此，整理将无从下手也”（参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古籍整理是很需要工具书的，如果杨先生上述计划得以实现，必将为我们的整理工作节省不少时间，提供很大方便。

求真务实 著述报国

杨先生的古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又是与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信以存信，疑以存疑。他对待古文献的态度是“不肯过信，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而不决者阙之”，在订正古书时，“必于故书雅记广求徵证，确见其不然，然后言之。若单文孤证，则姑以为假定，不敢视为定论也”（参见《答人论文字学书》）。他说，“与其能通其一曲而不能通之于全，毋宁缺之之为愈也”（参见《与人论诗经言字书》）。又对于同一事各书记载往往不同，见仁见智，各有所据。碰到这种情况，他的办法是“并存不废”（参见《论语疏证·凡例》），留待后人参考，反对逞臆取舍，偏执一端。陈寅恪先生曾赞扬他用的是司马光、李焘长编考异之法，就是肯定了这种求实精神。第二是不掠人美，不饰己非。杨先生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在考释中，凡援引旧说，一律注明，以免剿袭之嫌。比如他写了一篇《诗上入执宫功解》，释《诗·七月》篇中的“上”字为“尚”，自注道：“读上为尚，俞樾《群经评议》先有此说。”又《汉书补注补正自序》说：“余读本为吾师平江苏厚庵先生旧藏，书眉时有先生遗墨，且颇有订其误说者，亦并录之，凡称苏先生云者，是也。”对老师的看法，对同事乃至学生的看法，采用时必加申明，这是他遵守的一条原则。这与颜师古恰成鲜明对比。颜师古注《汉书》时，将其叔父颜游秦之说攘为己有，不予说明，杨先生指出了这种不道德行为。当然以一人之力，难以遍读天下书，他的考订，也难免有与前人暗合的地方，但一旦发现，就舍己从人。他写过《多方叨懫解》，谓“叨懫”即《左传》的“饕餮”,本来很有见地，但后来发现别人已先有此说，就将该稿砍掉了（参见《书微子草窃奸宄解》自注）。杨先生又严于解剖自己，不拒谏饰非。沈兼士序他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对其不妥之处进行纠正，他不以为忤，而是虚心接受（参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说少》篇自注）。这种从善如流、以真理为依归的谦逊态度是十分可贵的。第三是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古人云，大匠不示人以璞。杨先生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成熟不拿出来，以免贻误后学。1937年，他本有《国策集解》（一名《战国策校释》）一书稿，初稿写成将近十年了，但自己感到并不理想，所以一直未交付出版机构（见《王葵园先生管子集解序》）。他曾三次笺注《盐铁论》，但最后的本子还自视为“材料”。这些实际上乃求实作风的具体体现。除上述三点外，杨先生的求实还体现在他敢于驳难师说，重视批判继承等。实事求是乃治史和古文献整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杨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积累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然而由于传世久远，这些文献往往会出现衍、脱、倒、讹、窜乱等现象，加上作者记事的差误以及人为的作伪，其史料价值必将降低，因而对它们进行科学整理，使之成为系统的、真实可靠的材料，乃是历史研究重要的第一步。杨树达先生治史，也把文献整理看作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准备工作。他整理纸本典籍，固然是为了治史，其研治甲骨金石，也无一不是为着同一目的。他说：“余常谓今日学者当以王氏治经之法治甲骨金文，然后甲骨金文始尽其史料之用。”（参见《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他不像乾嘉学者那样搞繁琐考证，向故纸堆中讨生活，而是为了批判地总结古代文化遗产，是为了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砥砺人们奋发爱国之志。他20世纪40年代写的《春秋大义述》是通过古籍整理，用公羊“攘夷”大义来激励人们抗战；50年代结合历史研究整理古文献，是要以著述报国。杨先生整理历史文献明确的目的和爱国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杨树达简介

杨树达（1885年——1956年）长沙县人。早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曾任湖南省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教员，北京法政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教授，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曾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历任中国文学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湖南文史研究馆馆长。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至1955年三次受到毛泽东约见。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毕业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学研究与教学，尤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深的学术造诣得到科学界、教育界公认。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金石论丛》《积微居金文说》等20余种著作；发表《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上百篇论文。

1956年2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毛泽东致唁电，周恩来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