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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廖世承

记得在童年时读《左传》，读到晋文图霸一段：“晋侯始人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人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榖戍，释宋国，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觉得子犯太文绉绉了。义、信、礼和战争有什么关系？后来年龄渐大，读书较多，才了解战争不是专靠武力的。武力须有民众为后盾，民众没有真实的力量，武力就无从发挥，所以“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试看秦始皇并吞六国，威加海内，兵力何等雄厚？然而因二世无道，陈涉揭竿一呼，秦兵如摧枯拉朽的倒了。这是什么缘故？这表示秦之亡，不亡于军事，而亡于文教失修，所以贾谊《过秦论》以“仁义不施”为秦的罪状。反过来说，要是民众有真实的力量，就是武力被敌人摧毁，国土被敌人践踏，主权被敌人侵略，国家还有复兴的日子。欧战以后的德国，就是例子。协约国可说是想尽方法，把德国的军备解除了，德国的经济迫压到无可收拾的地位了，然而不到二十年，德国依然一跃而为世界一等强国。这不是武力的功效，这完全因为人民组织的健全，教育的普及，爱国思想的发达与劳苦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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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开学典礼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教育与战争是分离不开的。教育有一分的力量，战事上就发生一分的效用；教育有一毫的疏忽，战事上就发生一毫的缺陷。因为我们平时对于科学的不注重，所以运用新兵器时，就缺乏人才；因为我们教育尚未普及，所以战事发生，民众未能全体动员；因为我们忽略人格教育，所以知识分子不明大义，甘心为虎作伥，做汉奸的甚多；因为我们的教育，与人民的生活隔离太远，所以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就感到组织不健全。但因为近来提倡新生活运动，多数人尚能明礼义，知廉耻，重国家，耐劳苦，纵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对于政府，毫无怨言；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明了目前唯一的出路，在“救亡图存，自力更生”，所以抗战一年余，纵敌人阴谋离间，无孔不入，全国上下，尚能团结一致，抵抗到底。由此说来，抗战的胜利，可说是教育的胜利；抗战的失败，可说是教育的失败。以前普法战争，普人归功于小学教师；日俄战争，日人归功于小学校，理由一点也不错。教育在平时可培养建国的人才，在战时可发挥御侮的力量。抗战建国，都要靠托教育。反过来说，抗战抗不了，建国建不成，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没有良好的师资，各级教育，都不会上轨道。以后的师范教育，应该怎样办，才能完成抗战建国的目的？这个答案，只有就这次战争所暴露的优点弱点方面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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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举行第一届运动会

第一，要树立坚强的信念。意志的锻炼，有时要胜于体格的锻炼。两军交绥，初起时，人人怀必胜之心，都有凌厉无比的锐气；待久而久之，信心消失，暮气乘之，胜负就未可知了。鲁曹刿有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拿破仑亦言：“两军胜负，系于最后五分钟。”在苦战一年余，主客交困，师劳力竭的时候，谁能保持士气，谁能持久，谁就有最后胜利的可能。在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时，全国人民均惶惶然不可终日。试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抱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使非我最高领袖指挥若定，必致士气动摇，功败垂成。要是后方民众能一致鼓励前方的将士，坚持必胜的信念，军事前途就大可乐观。不特军事如此，其他事业也如此。意志薄弱的人，往往浅尝辄止，一无所成。爱迪生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与其谓由于创造天才，毋宁谓由于意志坚强，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告诫青年：“‘怕’，是人生的大敌。先生怕学生，就管不住学生；学生怕考试，考时就心慌；年轻人怕见生人说话，见了生人，话就说不出；青年怕失败，怕出远门，怕做薪水低微的事，事业就永远不成功；将领怕死，怕敌人，仗就打不好。你们要打破怕的难关，一切有办法。不怕并不是胆大妄为，怕和谨慎小心有别，所以古人说：‘胆欲大而心欲细。’”胆大心细的人，就是意志坚强的人，就能树立中心信念。信念坚强，而后能发扬固有的文化，保持独立的精神。这是做教师的人首应注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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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学生在图书馆学习

第三，要修习实用的知能。此次抗战，因一部分士兵不善用新式的武器，战事上吃了不少的亏。这不能怪士兵，这要怪我们过去对于科学常识和实用技能，太不注意，以致一旦应用，就发生困难。我上次路过贵阳，与省府委员某先生谈，某先生系教育界前辈，他深慨我国读书人的不切实。他说：“新回国的留学生，都喜欢研究大而无当的问题，对于目前抗战急须解决的事实，反不去理会。”真慨乎言之。记得湖南前辈王先谦先生也说过：“日本维新,从制造入手；中国维新，从议论入手。”议论多于事实，文章高于知能，这是我国士大夫的通病。批评别人，头头是道，自己做起事来，到处碰壁。过去学校里边造就出来的书呆子实在太多了！以后再不改弦易辙，养成明事理，识大体，从实际上做工夫的人，一切事业都无从建设起，这是我们对于师范教育所要求的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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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教职员爬山比赛

第四，要陶冶良好的才艺。人是活的，不能一天到晚专做死板的工作。譬如我们全体师生会食时，要肃静无声，但是不能强迫大家一天到晚不讲话。我们有时需要“静如处子”，有时需要“出如脱兔”。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心理学告诉我们，一种工作做得长久了，换一种工作，有时可以减轻我们的疲劳。我们的身心，需要调剂。所以有了正常的工作，还得有消遣的工作。西方的中学校——特别是英国的——对于课外活动的注重，不亚于正课。他们要学生学习骑马、划船、游泳、爬山、溜冰、打靶，以及各种球类比赛。这种运动，的确不单是有益身心，并且在急难时，还可收到防卫的作用。不过我所说的才艺，不限于运动一类，项目可说很多：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画画的，有喜欢做诗的，有喜欢临池的，有喜欢下棋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紧张的空气中，必得有松懈的时间。不论我们所好的性质如何，只要能调剂身心，陶冶性情，增加人生的意义和乐趣者，都可说是良好的才艺，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轻了。因为过去不注意闲暇教育，雀牌就深入民间（我在内地跑，看到不少乡村人民沾染着这个风气），不良好的娱乐，就起而代之。要知道个人的事业愈大，工作愈繁剧，愈需要一种抒写胸臆、陶然自得的才艺，来培养我们的新机，助长我们的生命力。转移风气的责任，又非师范教育来担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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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世承院长与部分教职员合影

第五，要激发亲民的精神。最近半年内，我在后方各省跑，来回走了三万数千里路，对于真正民间的生活，略略知道一些。现在乡村中最大的问题是清洁问题，医药问题，营养问题，教育问题，利用地力问题和改善生活问题。这许多问题，都有极大的阻力，都不易着手改革。记得有一次宿在一个很污秽的伙铺上，我和同伴说：“住在都市的人们，时常喊‘深入民间’，他们能到这样的伙铺上‘深入’一下，才了解民间的生活。”在后方跑，最使我感觉不安的，就是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隔得太远。享受愈富厚，隔离愈疏远，几成了公例。我们所享受的，是他们的血汗，但是他们享受到我们什么呢？香港是一个浪漫的都市，我经过了两次，觉得生活太靡费了，太没有抗战的气味了。但第三次路过，适逢小贩献金运动，他们把卖来的钱贡献国家，数天内就凑集了十余万元。情绪的热烈，使人看了下泪。我听某先生说：“广东献金运动最热烈的是劳动人员，最不热心的是有钱的人。”“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是全国普遍的呼声。但是结果有力的出了力，还出了钱；有钱的没有出力，也没有出钱。教育界人士应该深深地忏悔，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致对于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疾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的是学校，不是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的学校。这一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要是全国的师范教育，都能注意到上述五点，个个毕业生受到意志的训练、人格的训练、艺术的训练和社会的训练，个个毕业生都成为精神、文化、专业上的斗士，青天白日的光彩，必能照耀各地，粉碎敌人的迷梦，重新建设起一个锦绣的河山！

廖世承简介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上海嘉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919年从美国布朗大学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任职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

廖世承以其深厚的学养、显著的业绩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被聘任为筹备国立师范学院的主任委员，后又被聘任为院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国立师范学院。在国立师范学院任院长期间，对中国师范教育悉心研究，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长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