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充满劳绩”地生活在这块大地上，转眼已经六十多个寒暑。

如果以25岁为界，将我到现在为止的生活划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前期与后期恰好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前期的生活是变动不居的，几乎每过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或单位），而后期的生活则单调平静，除了两次出外求学，基本上是在湖南师大这块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度过的。

初次知道湖南师大，是在1977年。

那时我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小伙子，是当时的常德地区文艺工作室（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文联）联系的业余作者。

我认识的老师叫任振华。任老师不是湖南师大（那时还叫湖南师院）的毕业生，但在湖南师大进修过，讲起师大中文系津津乐道，特别崇拜杨树达先生。

据他说，杨先生上课的对象不是本科生，而是中文、历史系的老师，而且他上课也不是讲授课文，而是辅导答疑。每次上课，杨先生端坐讲台，目光炯炯有神。下面的青年老师纷纷汇报自己读书、授课时遇到的疑难问题，杨先生一一解答。解答完后，目光一扫，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再答。没有了？下课。

任老师的话，给我描述了一位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的形象。随着任老师的描述，师大的形象也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崇高而神秘起来。

谁知第二年，我自己也成为了师大人中的一员。

学校在当时的汽车西站设了一个迎新点。

我和化学系的一个女生随着前来迎新的一个七七级男生一同往学校走，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奇，很想和那位七七男生聊一聊，了解一点情况。

但七七男生似乎对我不感兴趣，人之常情地与那位化学女生有说有笑。

我只好提着随身行李默默地跟在后面。

“你以后就要当老师了。”七七男生说。“当老师也好。”化学女生回答。

当老师也好，这句话虽是肯定句式，但却隐含着一种无奈。

经过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下降，有时甚至成为迂腐、酸臭的代名词，成为人们揶揄的对象。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我下放的大队传达中央的有关文件。

中有这样一段：林彪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后，周总理沉重地向毛主席报告：主席，林彪走了；主席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大队书记念到这里，不忘插进几句解说：我们公社中学有几个老师，说主席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把他和娘同等看待。

我们水平低，看不出毛主席有这个意思。人群中发出一片笑声。我也是其中发笑的人之一。

现在想来，公社中学的那几个老师水平再低，也不至于误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俗语的意思。

但大队书记就是这样说了，社员们包括我在内，也就这样笑了。可见老师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低。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古训，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直到考上师大之后，这种因子还没有从我的身上完全清除。但既然读了师大，当然也就只能“也好”了。

谁知“教书匠”这一行当一下就做了四十年。

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株洲教了一年中学，然后到陕西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就分到了湖南师大。

但说是分到，其实里面也还有许多曲折。那时研究生还比较俏，我之所以选择湖南师大，只是因为我妻子当时就在湖南师大工作。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读了十多年书，但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仍在冥冥中影响着我的思想和行为。

我就想夫妻两人呆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将我们的女儿养大成人。然而接待我的人事科长却拿出一份合同，要我签字了才让我报到。

那是一份格式合同，上面写着我到校后五年内不许调动，五年内只许考一次博士，而且只许在到校后的第一年考。我不愿签字，理由很简单，我是公费研究生，没有要师大出一分钱，凭什么要我签合同？

人事科长表示可以理解我的理由，但他没有权力，要请示领导。他要我第三天来听回音。怕师大仍然坚持签合同，为了留后路，我又临时跑到省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各投了一份简历。

看到现在的研究生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研二的时候就开始上下奔波，感到自己当时真的是太单纯、也太不了解世情了。

好在当时研究生还比较少，因此我在两个单位都受到了欢迎。宣传部干部处接待我的那位女同志很真诚地告诉我，他们很欢迎我去联系工作，他们处里将马上研究并报告领导，第三天给我答复。

但第三天也是湖南师大给我答复的日子。于是我先去了师大人事处。接待我的仍是那位科长，他告诉我，领导同意我不签合同。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另找单位的理由，于是就在湖南师大报了到。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自己不是那样迂腐、幼稚，不是那么执着于夫妻两人呆在一起的念头，到宣传部或出版局报了到，人生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或许会比现在更加风光。

但我并不后悔。风光是表面的，内心的安宁则更为重要。教师这份职业的好处之一，就是相对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更容易得到内心的安宁。

与硕士毕业时的直奔师大不同，博士毕业前我则做了一些联系，希望能在北京留下来，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一所比较著名的高校同意接受我。但当一切都谈妥了之后，却遇到了阻力。这次的阻力来自妻子和女儿。

妻子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亲戚朋友都在长沙，她不愿离开长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奇怪的是我女儿，她竟然也不愿意到北京去。

那是95年寒假，我们一家在北京度过。我带她们去拜访我所联系学校的专业负责人邢老师。在谈到来北京后的安排时，我女儿忽然哭了起来，并且边哭边说“我不到北京来”。

邢老师大跌眼镜。在他所接触的孩子中，只要谈起到北京来，都是高兴得了不得。可这位小姑娘，是怎么回事，竟然不愿到北京来。

但无论怎么说，我女儿就是“不到北京来”。我只好放弃。我想留北京工作，本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妻子特别是女儿，想为她们创造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使女儿能够考个更好的学校。既然她们都不愿意来，我硬坚持要来也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我顺从妻女的意愿，又回到了湖南师大。

本想这次回到师大后就一劳永逸了。但2003年却又死水微澜。

那一年，我因报博士点出书骑摩托发生车祸，右足足跟粉碎性骨折。在医院病床上留连了两个来月，由于躺着看书，又并发了肩周炎，苦不堪言。

由于痛苦，对于人生也就起了不少灰色的想法。感到所谓事业不过是一个诱人的花环，真正套到头上，也就那么回事。“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好事业不如好身体。然而好身体又怎么样呢？再好的身体也会有不好的一天。“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偏偏在这灰色的季节，又遇到了几件不顺心的事：住院的费用得不到报销，想分一套房子又不准集资……于是我又萌发调动的念头。树挪死人挪活，挪动一下也许能够海阔天空。

于是，我向院里打了请调报告。当然，由于学校和学院的工作，由于舍不得放弃自己经营多年的学科和关系要好的同事，这次调动最终是胎死腹中。从那时到现在，我又在师大的讲台上站了近二十个年头。

回想四十年来自己的经历，总是绕着师大转来转去。

自己就像鲁迅说的那只苍蝇，嗡嗡叫着，转来转去，最后又转了回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缘”。

我总觉得，在这缘的背后，有一种与故土和母校的牵连。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时髦的话是：知识改变命运。我15岁下放农村，在农村呆了十年，直到78年考上大学。我曾对我的老师童庆炳先生说，我很感谢恢复高考制度的邓小平先生，我是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我读大学后从农民变成中学教师，读硕士后从中学教师变成大学教师，读博士后从大学一般教师变成大学骨干教师。但现在想来，这话还不够全面。我还应该感谢这三十多年来湖南师大给我提供的各种教学与科研条件，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感谢湖南师大给我的大学阶段的教育。在我的三个高等教育阶段中，大学阶段是最为基础的。那是一个质变，以后的两个阶段归根结蒂只是量变而已。

因此，几次“我欲乘风归去”，最终都飞了回来，从表面上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从深层看，却也还有对母校的一份感情、一种牵连。人，无法否定自己。在师大度过的30多个岁月，不是轻易能够抹去的。

我进校时，正好是师大校庆四十周年，今年，则是八十四周年。

四十多个春秋，弹指一挥间。

然而师大的面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过十几年，到百年校庆的时候，师大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呢？

如果天假年寿，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在85岁高龄的时候再漫步校园，像黄永玉先生说的那样，见见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会会那些和我一样满头华发的同学，看看那些现在刚出生的未来的师大学生，感受感受百年校庆时的热闹氛围，该是一件多么心旷神怡的事情。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愿为此而努力。

2008年初稿，2022年改定。

（赵炎秋，湖南师大文学院1978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