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9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转学至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蓝田当时属安化县，是我的家乡。光明山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在战时称得上是最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系在二年级时，共有11人，其中陈国曾是女同学，到三年级时，李希亮和余泽清先后去世，毕业时还剩8男1女共计9人。

系中同年级的人，论年龄，雷柏龄、曹植福和我较长，围坐在一张四方长桌上自修，相处久了，志趣相投，相戏以“雷公”、“曹公”、“金公”称呼。那时同学们都潜修功课，我这个三修师范的学生，跑图书室阅读的时间更多。

全国高校自1938年起实行统考招生，我们都是过来人，深知一榜定终身的得失关系。因此，第二年系中有同学提议辑录试题，做出完整的参考答案，发行供应高中应考同学。大家赞同，分工进行，果然销路很好。第二年又补充继续编行。此举对我们经济上的收益，也算不无小补。

国立师范学院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雷公”是四川简阳人，1938年从湖南大学转来仍读一年级。学业成绩极好，课外活动又忙。他瞄准长沙的大量学校疏散迁移后，安化的蓝田、桥头河一带成了战时文化中心，万千青年学生迫切需要精神食粮来补充哺育，便和另外几名同学创办了《新星》期刊，约请学校的教授和同学写稿。这样一来，好像雪中送炭，甚得学生们的欢迎。加上储安平教授来校主讲“政治学”，他留英时曾得拉斯基教授的青睐，他的讲学和活动，“雷公”都作了积极的配合，使学术风气更加活跃。

1940年，国民党反共更加猖狂。“雷公”在此时主持排演曹禺名著《雷雨》，主角都由国师同学担任，如谭淑娴饰蘩漪，李又起饰周冲……择期在蓝田镇剧场售票公演，一切就绪。突然一夜之间，当地警察所出面勒令禁演，显然这是奉命行为。可是国师的师生不怕邪：“我们自己演给自己看，有什么不可！”仍然如期在原地演出。

国立师范学院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国立师范学院“星社”全体演员公演《雷雨》后合影

1942年下期，我们仍留校学习一期，一面在附中实习，一面上一些课。我由于夏开权老师的力促，被安化县长兼校长聘到安化简师任教导主任，主持校务，1944年起当校长，一干就是四年多。

我与好友雷柏龄在国师分袂后，他到了能充分发展才能抱负的地方。1946年他协助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周刊，在国统区内对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观察》我除自订外，还介绍人在安化搞过经销。此后与雷联系中断。

1942年下期，国师开设讲座，特聘讲师夏开权主讲“国民教育”。夏先生长期担任湖南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使湖南的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得蒸蒸日上。我每次听讲之后，深服他对发展国民教育的远见卓识，便常到他的住室去请教。接触多了，他也对我表示器重，主动提出要介绍我回安化简师当校长。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1946年12月，我辞去安师校长后，代表安化县教育会参加省教育会议。夏先生对我表示，要把原国民党安化县书记长王卓调任县税捐处长，派我接任书记长职务。

夏先生一直保持国民党工派的面貌。例如，徐特立先生大革命前在长沙办稻田女师时，特地从东南大学请他回来主持教务，倚重很深。抗战初期，徐老回湖南负责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白天在处内办公，晚间由夏先生的弟弟接来夏宅就寝，长期如是，把安危交托给他。80年代我在安化政协办《文史资料》时，还发表过刘寿祺厅长借助朱经农、夏开权这两把“保护伞”，掩护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文章。

1949年6月，程潜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到了十万火急关头。白崇禧部队从武汉过来要盘踞湖南，程潜只得退居邵阳，派省民政厅科长潘祜周来联系湘乡、新化、安化三县的有关负责人，到蓝田共商起义大计。安化工委领导派县长晏忠承和我同潘到蓝田开了会，互通情况。我们在光明山省立十五中住了一个星期，这里是国立师范学院的旧址。旧地重游，得与十五中校长黄季顺和李心印、廖农茂等老同学聚谈，承他们盛情款待，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国立师范学院旧址纪念碑

1998年10月，湖南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我和李宦海及宁乡一中的部分国师校友参加庆典，我们史地系38级的老同学未见一人。听说老友桂多生已到师大任教，但未能见面。晨星寥落，感慨万千！我1943—1946年在安化简师工作时，得到国师同学刘德琏、黄维舟、陈漱芳、沈立芸、谌超岑的大力帮助，借此致意。

（本文写于2005年，作者系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1938级校友）